★全面梳理日軍的毒氣戰史，揭秘二戰戰場上最隱秘的戰爭罪行。

日本的毒氣武器開發，其實早有預謀。一戰戰場上毒氣武器的運用，嚴重震懾了作爲參戰方的日方軍隊，於是在戰爭還處在白熱化的階段，日本陸軍省迅即將毒氣武器研究工作提上日程，自此一種恐怖的、致人性命的戰爭煙霧飄向了整個二戰戰場，給中國乃至亞洲軍民帶來深重災難。

★完整披露殘忍的人體實驗細節，還原極度恐怖的毒氣武器實驗現場。

無辜的民眾是日本毒氣武器研究最直接的受害者。日軍（包括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罔顧普通中國民眾的生命，殘忍地將活人（“圓木”）作爲實驗對象，藉此測試各種毒氣武器的效力。作者深挖日本軍方史料，完整還原了人體毒氣實驗的殘忍場景，讓人震撼。

★爲躲避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日本如何掩蓋毒氣戰的罪行？

二戰結束後，日軍爲逃避國際軍事法庭的罪責，緊急對毒氣武器進行了處理，與毒氣武器相關的文件、記錄也被焚燒殆盡。這些致命的毒氣武器，要麼被丟棄，要麼被掩埋，還有一些被盟軍沒收。作者專闢章節，用確切的日期、詳細的數據、清晰的照片，對上述毒氣武器銷燬、丟棄、掩埋等工作進行了梳理展示。

★毒氣武器處理不徹底，將給當地民眾帶來嚴重的二次傷害。

毒氣武器的問題，並沒有隨着戰爭的結束而結束。到了20世紀90年代，僅在中國戰場上就發現約200萬發化學彈、100噸化學劑，且未經處理，致使超過2000人因此受害。因毒氣容易泄露，當地民眾承受着巨大的安全風險，由此可見日本始終並沒有對這場不正義的戰爭進行深入反思。

作爲日軍毒氣戰研究的奠基之作，本書不僅填補了歷史空白，更直指日本軍國主義的反人類本質。真相不容掩蓋，歷史必須銘記！若遺忘毒氣戰的罪惡，就等於縱容歷史重演。

推薦給所有關注抗戰史、戰爭罪行與歷史正義的讀者。

本書是一部研究日軍對華發動毒氣戰的專著，完整披露了日本從一戰後準備毒氣戰，到九一八事變後進行毒氣實驗，抗戰全面爆發後正式使用毒氣，再到二戰結束後遮掩隱瞞毒氣戰歷史的所有真相。同時，介紹了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使用毒氣作戰的歷史，並探討了二戰後日軍對毒氣武器的處理，以及日軍使用毒氣作戰的戰爭責任等問題。作爲日本左翼歷史學家的代表，吉見義明教授深入調查、多方取證，憑藉豐富可信的史料，全面揭露了日軍使用毒氣武器作戰的戰爭暴行，並展示了日軍使用毒氣對中國乃至他國軍民造成的嚴重傷害。

吉見義明

日本著名左翼歷史學家，日本中央大學教授，“慰安婦”問題及日軍細菌戰、毒氣戰研究的集大成者，最早對“慰安婦”概念進行闡釋的日本學者，日軍毒氣戰暴行的研究的奠基者。他最先從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發現了從事細菌戰研究的陸軍大佐井本熊男的《井本熊男業務日誌》，從而開始其享譽世界的細菌戰、毒氣戰研究。他與粟屋憲太郎、鬆野誠也等日本學者編選了日軍毒氣戰的基礎性史料，詳細地展示了日軍毒氣戰的罪惡歷史。代表作有《日軍的毒氣戰》《毒氣戰相關資料》《毒氣戰相關資料Ⅱ》《從軍“慰安婦”》《日軍“慰安婦”制度究竟是什麼》《從軍“慰安婦”資料集》等。

叢書總序一　再塑從全球視野揭露日本罪行的“典範之作” 1

叢書總序二　全球視野下的日本遠東戰爭罪行研究方興未艾 4

序 7

引言 1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1915—1930） 7

第二章　九一八事變與毒氣問題（1931—1936） 35

第三章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與正式開始使用毒氣（1937—1938） 49

第四章　常態化的毒氣戰（1938—1941） 79

第五章　逐步升級的戰事（1939—1941） 105

第六章　毒氣的生產 137

第七章　受到抑制的毒氣戰——東南亞、太平洋戰線（1941—1945） 159

第八章　“三光戰”與殲滅戰中的毒氣戰——中國戰線（1942—1944） 185

第九章　美國的毒氣戰計劃與日本（1941—1945） 219

第十章　戰敗、免責、遺棄、掩埋——遺留的負面遺產 249

結語 277

後記 285

出版說明 29

序

化學武器是指利用化學毒劑的毒害作用殺傷、疲憊敵人有生力量，遲滯、困擾其軍事行動的各種武器和器材的總稱。毒氣武器是化學武器的一種，它特指使用毒氣（如氯氣、光氣等）作爲殺傷手段的武器。毒氣可以通過吸入、接觸、誤食等多種途徑導致人員中毒。眾所周知，日本軍隊在侵華戰爭時期開展了毒氣戰，給中國軍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直至 21世紀初，日軍遺留在中國的毒氣武器以及其他化學武器仍然爲禍一方，自然資源和城鄉環境受到毒氣污染、人員中毒的新聞屢見於報端。日本學者吉見義明所著《日軍的毒氣戰》一書對該課題作了較爲詳盡的介紹和紮實的研究。因此，把該書翻譯成中文出版，對中國讀者瞭解近代日軍研製和使用化學武器暨毒氣武器等問題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人類大規模地使用毒氣武器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方面，與其他常規武器相比，毒氣武器的威力巨大，且只殺傷人員而不損壞裝備，在很多戰役中是扭轉戰局的關鍵要素。另一方面，毒氣武器的開發應用，也代表了一個國家的工業生產能力與化工技術水平。因此，儘管毒氣武器是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某種條件下能有效幫助軍事實力弱的一方“以弱勝強”，但在一段時期內，毒氣武器仍然是由爲數不多的發達國家所壟斷、控制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爲了避免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總體戰”給人類文明帶來的毀滅性打擊，國聯等國際組織與各主要國家開始考慮限制包括毒氣武器在內的各種新式武器的使用與擴散。使用毒氣武器，被視爲一種不能被國際社會接受的“戰爭罪行”。鑑於化學武器的危害性，1993年1月，184個締約國簽署了《禁止化學武器公約》，並於1997年生效。

受限於工業能力與科技發展水平，日本在一戰期間對於毒氣武器的瞭解與掌握都不很充分，更談不上製作和裝備毒氣武器。日本爲了避免自身毒氣戰能力不足而在可能發生的戰爭中遭受重大損失，因此極力推動禁止使用毒氣武器等相關協議或條約的簽署。然而，另一方面，在明知使用包括毒氣在內的化學武器是確鑿無疑的戰爭罪行的前提下，日本仍然蠢蠢欲動，只是無法從歐美國家合法地獲取包括毒氣在內的化學武器。此一時期，由於毒氣戰能力不足，令日軍感到極大的惶恐。因此，一戰結束後，日本迅速啓動毒氣研究相關計劃。從1916年起，日本陸軍技術部門開始着手對一戰中各國的毒氣戰情況進行調查，並於1917年正式啓動毒氣武器研究工作。之後，日軍又於1918年正式成立了領導毒氣武器研究暨毒氣戰法研究的臨時毒氣調查委員會，正式着手開發氯氣等化學武器。20世紀20年代後期，特別是“宇垣裁軍”之後，日軍將節省下來的預算大量投入包括毒氣武器在內的現代化武器開發活動中。日軍的毒氣戰能力得到了極快的提升。到1929年，光氣、芥子氣等毒氣逐漸成爲日軍的制式化武器，這標誌着日軍已經具備了初步的化學戰能力。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不顧相關國際法規定，開始在中國戰場大規模使用毒氣，催淚瓦斯、嘔吐性毒氣以及糜爛性毒氣被廣泛應用於南京戰役、徐州會戰、武漢戰役等關鍵戰役。毒氣武器的使用彌補了日本軍隊人數規模不足，常規武器效能較低等劣勢，在打破戰場僵局，壓制中國軍隊抵抗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1938年之後，日軍在華北、華中地區的討伐戰與警備戰中把毒氣戰作爲一種“常規”作戰手段，使用毒氣武器殺害了華北、華中等地大量無辜的中國平民，犯下不可饒恕的戰爭罪行。

相較於日軍在二戰中所犯的其他罪行，日軍對於毒氣武器的使用更有預謀，更有計劃，且更成規模，但同時也更爲隱蔽。爲了逃避罪責，以及使用毒氣武器理應遭到“正當”的報復，日軍在二戰中以及二戰後都在極力掩蓋使用毒氣武器及其他化學武器的事實。在戰爭期間，日軍高層多次明確下達命令，不允許日軍在有歐美人士居住的中國主要城市使用毒氣武器，避免毒氣傷害到包括英美等國在內的，擁有更強毒氣戰能力的國家的公民，以免招致毒氣武器的“報復”。在對中國軍民使用毒氣武器時，日軍往往也要指示前線作戰人員隱藏或銷燬使用後的毒氣武器彈藥，以免落入中國軍民手中，成爲日軍違反國際公約的“罪證”。

日本戰敗後，日軍將大量毒氣彈藥遺棄在中國戰場。包括在黑龍江齊齊哈爾和哈爾濱、吉林敦化、遼寧大連、山東青島等地，都曾發現日軍遺留毒氣武器的相關證據。此外，在日本國內，日軍也在平民並不知情的情況下，採用秘密投棄的方式，將大量毒氣彈藥棄置於廣島縣、千葉縣、福岡縣等地的沿海港口及河流。這些毒氣武器遺毒深遠，甚至到21世紀初，仍在威脅和影響着中日兩國人民的健康與安全。

除了二戰後對毒氣武器的遺棄之外，日本軍方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也在刻意迴避曾經在二戰中使用毒氣武器的事實。具體而言，日本防衛廳在1967—1980年間編輯出版的共計百餘卷的二戰戰史資料中完全剔除了日軍使用毒氣武器的相關內容，打造了一個日軍遵守國際法相關規定，沒有犯下使用毒氣武器罪行的虛假形象。1972年，日本政府在輿論壓力之下，計劃對全國範圍內的毒氣武器遺棄、掩埋情況進行調查，但實際上只調查了 8處遺棄地點，且未公開詳細調查內容。至於日軍在中國等地遺棄、掩埋毒氣武器的情況，日本政府直到21世紀初仍在推脫、迴避其應當承擔的責任，也從未就相關問題向遭受毒氣武器傷害的中國軍民及其家屬做出應有的道歉與賠償。日本政府對毒氣戰真相的隱瞞與迴避，正是日軍的罪行長期不爲人所周知的重要原因。

那麼，日本學術界如何應對日軍毒氣戰這一敏感問題呢？早在20世紀80年代，以粟屋憲太郎爲代表的一批日本學者已經開始挖掘史料，搜集證據，對相關問題展開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並取得了一些成果。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日本中央大學吉見義明教授以大量一手資料以及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中新發現的有關日軍毒氣戰的重要史料爲基礎，對相關問題展開了嚴肅、認真的實證研究。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吉見義明教授真實地還原了日軍在中國以及東南亞地區使用毒氣戰罪行的全貌，體現了一名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感和學術良知。

作爲《日軍的毒氣戰》一書的作者，吉見義明教授是日本著名近代史專家，長期關注日本戰爭責任、日本的戰時社會等相關問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吉見義明教授就搜集了大量有關日軍“慰安婦”的資料，並於1992年在媒體上發表了相關研究報告。在報告中，吉見義明教授明確指出，“國家對國家的賠償與國家對個人的賠償不可同日而語。對於“慰安婦”問題，日本政府不但要道歉，還應當積極對個人進行賠償”。值得關注的是，吉見義明教授發表的研究報告及其觀點引發了日韓兩國媒體對日軍“慰安婦”問題的持續關注，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時任日本首相宮澤喜一正式承認日軍“慰安婦”問題的存在。但在此之後，日本的歷屆政府大多在日軍“慰安婦”問題上含糊其詞、敷衍塞責；安倍晉三執政時，甚至一度稱“慰安婦”爲“人口販賣受害者”。而吉見義明教授一直堅持其客觀、公正的立場，始終強調“慰安婦”是由日本軍方綁架、誘拐而來，日本政府不能逃避“慰安婦”問題中的法律及道義責任。

除了在“慰安婦”問題上持續不斷地開展研究之外，早在1984年，吉見義明教授就在日軍戰史資料中發現了華中派遣軍司令部撰寫的《攻佔武漢戰役中的化學戰實施報告》。之後，吉見義明教授又與粟屋憲太郎教授共同執筆撰寫了《毒氣戰的真相》一文。自此，遂一發而不可收地開始其長達近40年之久對日軍毒氣戰的研究工作。而這本《日軍的毒氣戰》正是吉見義明教授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嘔心之作。

吉見義明教授的研究時間跨度極長，研究範圍亦很廣，涵蓋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日軍對毒氣武器的認識和研發，以及對當時限制毒氣武器相關條約的態度；20世紀20年代，俄國革命時期，日軍對毒氣武器認識及態度的轉變；日軍對毒氣武器的生產與裝備；1930年“霧社事件”中嘗試毒氣武器的實戰；在二戰中的中國戰場廣泛使用毒氣武器，開展人體毒氣武器試驗的事實；戰敗後對毒氣武器的遺棄、銷燬；對毒氣戰罪行的掩蓋、推脫等，不一而足。客觀而言，吉見義明教授的《日軍的毒氣戰》就是一本史料翔實、論述充分、結論可靠的日軍毒氣戰“全史”。

閱讀該書可知，吉見義明教授從一戰之後國際社會如何形成有關毒氣武器共識這一問題入手，揭示了日軍在充分認識和了解毒氣武器危害的前提下，是如何一方面支持限制歐洲國家對毒氣武器的開發使用，另一方面又希望獲取當時先進的毒氣製作工藝，發展日本毒氣武器的伎倆。日軍高層在禁止毒氣武器與開發毒氣武器“二選一”之間的猶豫不決，以及在討論限制毒氣武器相關條約時的“慷慨陳詞”，充分揭示了日軍對於毒氣武器的危害有着清晰的認知。然而，也正是因爲清楚明確地瞭解毒氣武器的“威力”，才令軍國主義思想甚囂塵上的日軍不憚冒天下之大不韙，執意加緊研發毒氣武器，並固執地將這種“威力”巨大的武器投入戰場。

日軍侵華時，悍然違反國際公約，頻繁投放毒氣，然而，戰後日本政府不但未反思，反而試圖掩蓋這些戰爭罪行。慶幸的是，本書作者深入調查、多方取證，揭開歷史真相，值得稱讚！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教授  劉志鋒

本書全面梳理日軍開發、使用毒氣武器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早在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便研究使用毒氣作戰，此後其毒氣戰暴行貫穿二戰。作者不僅揭露日軍對中美英蘇等國的毒氣戰罪行，還披露毒氣生產機制，並對毒氣遺留問題展開深刻探討。

——長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曉剛

本書是系統梳理日本毒氣戰暴行的專著。書中詳盡且深刻地揭露了日軍在中國多地使用毒氣殘害抗日軍民的罪行。書中配有大量表格、地圖，既展現吉見義明教授深厚的歷史功底，又進一步佐證了日軍毒氣戰罪行。

——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周東華

本書是吉見義明先生研究日軍毒氣戰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歷數了日軍對中蘇英美等國使用毒氣作戰的罪行。全書證據充分、論證有力、發人深省，是再現侵華日軍暴行的又一力作。

——南京醫科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沛霖

吉見義明教授是日本左翼歷史學家代表，在“慰安婦”與日軍毒氣戰研究領域影響重大。本書系統梳理日軍化學武器開發、部署及實戰史，揭露被掩蓋的戰爭罪行。作者深度挖掘軍方檔案，尋找關鍵證據，提醒日本人正視歷史以避免悲劇重演。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呂晶

當盟軍戰俘的秘密日記在東京審判的檔案中蒙塵，當日本731部隊的玻璃標本瓶在平房區基地的廢墟里沉默，《惡魔醫生：日軍對盟軍戰俘的人體實驗》尖銳揭露了日軍生物戰的血色暴行，還原被掩蓋的戰爭真相，叩擊跨越時空的歷史良知。

一、被遮蔽的血色證據：盟軍戰俘的隱秘苦難

不同於廣爲人知的侵華暴行，本書首次系統披露了731部隊對美、英、澳戰俘的人體實驗細節。從奉天戰俘營皮蒂少校的秘密日記中的冰冷記錄，到蘇聯哈巴羅夫斯克審判中柄澤十三夫少佐供認的證詞，再到美國聯邦調查局1956年備忘錄中敏感信息被嚴控的官方遮掩，三重證據鏈層層剝開這段被刻意遺忘的歷史。

當白人戰俘的屍體被解剖、器官被製成標本，當痢疾病菌通過水果與羽毛悄然傳播，戰爭的反人類本質在“種族實驗”的荒誕外衣下暴露無遺。

二、活體解剖臺上的科學原罪：一手史料的殘酷證言

《惡魔醫生：日軍對盟軍戰俘的人體實驗》中收錄的羅伯特?皮蒂少校日記、西蒙德?施賴納秘密記錄等私人檔案，以親歷者視角還原實驗現場：日本軍醫在露天解剖臺上切割屍體、用玻璃管插入戰俘直腸採集樣本、向健康戰俘注射馬尿與病菌混合液。當醫學倫理被戰爭狂熱徹底碾碎，731部隊的“科學研究”不過是制度化屠殺的精緻包裝。

三、冷戰陰影下的歷史共謀：從掩蓋到遺忘的權力博弈

二戰結束後，美軍爲獲取生物戰數據，與石井四郎達成秘密交易，以豁免戰爭罪換取731部隊的實驗報告。《惡魔醫生：日軍對盟軍戰俘的人體實驗》中對比蘇聯哈巴羅夫斯克審判與東京審判的迥異態度，揭示政治利益如何凌駕於歷史正義——當“石井四郎們”搖身變爲美國生物戰顧問，奉天戰俘營的冤魂便成了冷戰棋局中被犧牲的棋子。這種權力對歷史的篡改，恰是當今歷史認知博弈的預演。

四、跨越時空的人性警示：從歷史深淵望向現實鏡鑑

當“用科學的名義實施暴行”的邏輯，在歷史修正主義言論中若隱若現，《惡魔醫生：日軍對盟軍戰俘的人體實驗》便超越了史料範疇，成爲照見現實的明鏡。正如書中所言：“不加思考便否定這些證據是對歷史的不負責”，銘記這段被掩蓋的真相，正是對所有受害者的告慰，更是對人類文明底線的捍衛。

當日本731部隊的紅磚建築化爲紀念館，當奉天戰俘營的墓碑在寒風中沉默，《惡魔醫生：日軍對盟軍戰俘的人體實驗》便是喚醒良知的警鐘：戰爭的殘酷不僅在於槍炮的轟鳴，更在於將生命異化爲實驗數據的冰冷；而歷史的意義，不僅在於記錄暴行，更在於阻止暴行以任何名義重演。翻開本書，是直麪人性深淵的勇氣，更是守護文明底線的決心。

1931年，日本731部隊在華建立細菌戰基地，以活人進行實驗，犯下罄竹難書的反人類暴行。1941年瀋陽盟軍戰俘營成爲關押美、英等國戰俘的牢籠，超1500名戰俘遭受非人的虐待。1943年，日軍對千餘名盟軍戰俘實施神秘的“醫學檢查”，實際上是對西方戰俘進行細菌武器實驗。這些鮮爲人知的戰爭罪行，由於美國與731部隊高層的秘密交易，被歷史掩蓋，成爲“秘密中的秘密”。馬克·費爾頓博士抽絲剝繭，集腋成裘，結合多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用充足的證據證明了日軍的“惡魔醫生”將西方戰俘作爲“活體豚鼠”的黑暗歷史，本書不僅是對日軍暴行的血淚控訴，更是一場叩問人性與倫理的歷史審判。

[英]馬克 ·費爾頓（Mark Felton）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劍橋安格利亞大學歷史學和英文學碩士，埃塞克斯大學博士。著有《柳浩太郎:德國和日本的水下秘密交易》《魔鬼實驗室--記錄日本731部隊的罪惡行徑》《午夜：二戰中不爲人知的偉大逃亡》《日本憲兵隊秘史——亞洲戰場上的謀殺、暴力和酷刑》等作品。《日本憲兵隊秘史——亞洲戰場上的謀殺、暴力和酷刑》曾入選日本具有影響力的英文報紙The Japan Times授予的2009年度最佳著作。

叢書總序一 再塑從全球視野揭露日本罪行的“典範之作”

叢書總序二 全球視野下的日本遠東戰爭罪行研究方興未艾

序 言 揭開七三一部隊與瀋陽盟軍戰俘營關係真相

致 謝

引 言

第一章 死亡之種

第二章 東方巴黎

第三章 血腥收割

第四章 戰俘營

第五章 強迫勞動

第六章 小白鼠們

第七章 紙上推理

第八章 弗拉明戈

第九章 自食惡果

第十章 “PX行動”

第十一章 暗收漁利

結 論

附 錄

譯者後記

譯者介紹

出版說明

序 言

揭開七三一部隊與瀋陽盟軍戰俘營關係真相

1931年，日本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隨即侵佔了中國東北地區。1933年，日本違背《日內瓦議定書》在哈爾濱秘密設立了“滿洲”第七三一部隊（亦稱“石井部隊”），公開身份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其實質是根據天皇敕令設立的用來進行細菌實驗和發動細菌戰的特種部隊，是日本策劃、組織和實施細菌戰的大本營，是細菌武器研究、實驗和生產的軍事基地，是準備和發動細菌戰爭的策源地。

七三一部隊組織機構龐大，下設八個部門和五個支部，共有4500人，七三一部隊違反國際法則和人道主義秘密實施了大規模人體實驗、動植物實驗和毒氣實驗，強制使用大量中國人、蘇聯人、蒙古人和朝鮮人作爲受試者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細菌感染、凍傷和活體解剖實驗，研製了鼠疫、霍亂、炭疽、鼻疽等至少50餘種細菌戰劑，以七三一部隊爲罪魁的日本細菌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重大災難和嚴重危害。

1941年，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挑起了太平洋戰爭。美、英等盟國由於準備不足，在初期太平洋戰場上損失慘重，致使大量盟軍官兵被日軍俘虜。而隨着戰線的不斷延伸，日本方面戰爭資源及勞動力明顯不足，於是日本製定了“以戰養戰”的國策。在此背景下，日軍將盟軍戰俘運往本國及各佔領地，驅使他們勞役。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亦稱“奉天俘虜收容所”）是日軍在二戰期間唯一一座專門爲關押戰俘而修建的規模龐大的戰俘營，從1942年11月11日至1945年8月20日，這裏先後關押了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荷蘭、新西蘭和新加坡等盟國戰俘，總數保持在1500人左右，其中美軍戰俘佔85%。瀋陽盟軍戰俘營是日本軍國主義無視人權、虐殺戰俘的實物罪證，是中國人民同盟軍官兵並肩作戰反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見證。

1943 年2月，七三一部隊曾奉命對瀋陽盟軍戰俘營1000多名戰俘進行過極爲特殊且隱秘的“醫學檢查”。這段歷史於戰後分別以戰俘日記、老兵證言等方式被陸續零星公佈出來。近年來，伴隨着新資料的不斷髮現、挖掘與整理，這段歷史受到了中國和日本方面相關學者的廣泛關注，相關的考證和研究成果陸續發表，逐漸接近歷史真相。加強對七三一部隊在盟軍戰俘營進行醫學戰爭犯罪還原，是剖析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必要之舉，亦爲反思戰爭與人性、醫學與倫理問題提供了歷史依據。然而，在若干研究成果中，專題論文居多，或是在著作類成果中以專門章節形式予以呈現，總體上缺乏系統專門研究的著作類成果。英國學者馬克·費爾頓於2012年出版的《惡魔醫生：日軍對盟軍戰俘的人體實驗》一書，則是國內外難得一見的立足於檔案、史料、口述、證言基礎上，抽絲剝繭，循序漸進地從不同角度集中揭露七三一部隊在瀋陽盟軍戰俘營對戰俘實施隱秘“細菌實驗”的代表性著作成果。

七三一部隊人體實驗在戰爭中處於絕密行爲，其戰後又在冷戰背景下被美國包庇免於戰爭審判從而隱匿於日本社會。七三一部隊史實具有戰時絕密性、敗退管控性、戰後迴避性及國際博弈性的特點。七三一部隊與瀋陽盟軍戰俘營之間的聯繫由於涉及“活着”的第三國，尤其是歐美國家“受試者”，其戰時的實際操作會更爲隱秘，成爲“秘密中的秘密”。聯繫到戰後美國包庇七三一部隊竊取“實驗成果”的行爲，可以推測，當時美軍上層可能默認了戰俘被作爲“受試者”的行爲，基於國家利益需要，從而掩蓋了細菌實驗的事實真相。時至今日，核心檔案即直接性證據的缺失，導致“瀋陽盟軍戰俘營的歐美國家戰俘是七三一部隊細菌實驗受試者”的結論存在學術爭議。正如作者在書中指出“並沒有一份獨立的文件證據確鑿無疑地證明，關押在奉天戰俘營的盟軍戰俘是日軍七三一部隊邪惡的醫學試驗的受害者”。

從學術創新來看，歷史研究的創新重在新史料、新視角和新觀點。本書雖然在史料運用上不算新穎，基本上採用了目前學界已經掌握公開的資料，大量運用了《西蒙德·施賴納秘密日記》《羅伯特·皮蒂少校日記》等私人檔案，重點參考了琳達·高茲·霍爾姆斯《有失正義的致富之路：日本公司是如何利用美國戰俘累積戰後財富的》、謝爾頓·H. 哈里斯《死亡工廠：1944－1945日本生物戰及美國的遮掩》、丹尼爾·巴倫布萊特《人性的瘟疫：軸心國日本發動細菌戰的種族滅絕式秘密行徑》等歐美學界揭露侵華日軍戰爭犯罪的代表性成果，但是作者在研究視角上卻另闢蹊徑，把研究線索主要建立在邏輯學基礎上，將現存證據置於一處並通過縝密分析，以符合邏輯的線性順序予以梳理，從而獲得結論依據。正如作者指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消息源中提供了佐證。他們所說的時間、地點綜合起來，無不暗示着奉天戰俘營內實施了人體實驗這件事千真萬確，盟軍戰俘是日軍秘密試驗項目的受害者千真萬確。不假思索地否定這些證據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也是極端短視的行爲”。本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具有較高的參考和研究價值，值得國內從事細菌戰問題研究甚至抗日戰爭研究的同仁借鑑與學習。

從內容構成來看，本書雖以“惡魔醫生：日本對盟軍戰俘的人體實驗”爲題，卻不侷限於對七三一部隊利用瀋陽盟軍戰俘營戰俘進行實驗問題進行專門論述，而是用三章的篇幅記述梳理了日軍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戰俘在戰爭期間輾轉新加坡、菲律賓、日本、朝鮮等地運往瀋陽盟軍戰俘營的詭異歷程，並作出自己的研判與解釋。重點比較了瀋陽盟軍戰俘營同其他戰俘營在生存環境、條件保障及勞作內容方面的區別，既揭露了侵華日軍違背國際人道主義原則經常性對盟軍戰俘實施搜身、擄財、辱罵、體罰、冷凍、禁閉等多種犯罪行爲，又回答了七三一部隊是否在瀋陽盟軍戰俘營的歐美戰俘身上做細菌實驗的疑問。

從史學視角來看，作者跳出東西方國家之間“意識形態”的束縛，能夠摒棄國別分歧與偏見，讓學術歸於學術，歷史歸於歷史，提出了 “我們雖然不能忽略蘇聯審判的政治宣傳目的，但更不能無視審訊過程中獲得的一些有價值信息，從歷史角度來說，看輕蘇聯方面的調查是一種幼稚做法”的觀點。認爲“在檢視奉天戰俘營被關押者所做證詞前，還有另外一個信息源值得關注和調查，那就是蘇聯。在遙遠的蘇聯，確實存在一些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七三一部隊曾利用奉天戰俘營內的戰俘做過試驗”。在吸納運用了《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後，使得全書論述內容更加完整和連貫。

20世紀80年代，日本作家森村誠一的紀實文學《惡魔的飽食》三部曲風靡日本，在日本的銷量超過300萬冊，並在中國有多種譯本印行。七三一問題開始進入公眾視野，並引起學術界關注，經過四十餘年的努力，學界在宏觀上界定了以七三一部隊爲罪魁的細菌戰是日本自上而下發起的有組織、有預謀的國家犯罪；在微觀上對七三一部隊細菌實驗、細菌戰劑和醫學倫理等展開專題研究，揭示了日軍細菌戰準備、實驗和實施的過程。

“七三一部隊與瀋陽盟軍戰俘營問題研究”是七三一問題研究的重要專題，是確認日軍對歐美戰俘實施細菌實驗的重要線索依據。此次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翻譯的《惡魔醫生：日軍對盟軍戰俘的人體實驗》一書，有助於深化這一問題的研究，讓讀者全面瞭解這段鮮爲人知的戰爭歷史和日軍的罪行。當然，本書僅是冰山一角，相信在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七三一部隊在瀋陽盟軍戰俘營開展“細菌實驗”的直接檔案文件一定會在將來的某一天重見天日，隨着新檔案、新資料的不斷解密公開、發掘整理及翻譯研究，這段歷史的真相也一定會被完整系統地揭露出來，成爲固化七三一部隊反人類暴行的重要證據。

馬克·費爾頓是英國著名的研究二戰日軍暴行的歷史學家。他從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造址陳列館、英國陸軍博物館、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發掘了大量史料，揭露了日軍強迫西方戰俘從事勞役，並在西方戰俘身上進行細菌武器實驗的戰爭暴行。軍國主義的殘暴，值得世人警醒。

——遼寧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教授 王鐵軍

在奉天戰俘營，日本軍醫在憲兵的協助下，秘密地在白人戰俘身上進行了細菌武器實驗。日軍迫切地希望瞭解細菌武器在其主要的對手——以白人爲主的英美列強的士兵身上的效果。作者揭露日軍在西方戰俘身上進行細菌武器實驗的罪惡事實，是本書最大的歷史貢獻！

——西安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 袁文偉

日本731細菌部隊是“魔鬼部隊”。日軍大量使用中國人，少量使用俄羅斯人進行人體實驗。本書揭露了在日軍控制的奉天戰俘營中，日軍還秘率對西方戰俘進行了罪惡的人體實驗。慘無人道、毫無底線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全人類的公敵！

——外交學院英語系主任、教授 冉繼軍

近年來，隨着社會各界的努力，關於日本侵華細菌戰的歷史構圖愈加完整。本書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細菌實驗的對象也包括大軍西方國家的白人戰俘和平民。此外，書中引用的大量口述證言，對於中國研究者而言，實爲難得的史料。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萌

本書作者用嚴謹、理性、精確的語言，揭露了日本731細菌部隊用西方國家戰俘和平民進行人體實驗的殘暴罪行。作者將這一罪惡聚焦在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建立的規模最大的戰俘營——奉天戰俘營之上，這一罪惡事實在國內鮮爲人知。

——北華大學東亞歷史與文獻研究中心教授 《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 趙文鋒

填補學術空白的深耕之作

對於二戰時期婆羅洲的研究，國內長期存在系統性缺失，而本書從歷史背景到戰後影響，層層剖開日本佔領的全貌。基於當地檔案、口述等多元史料，爲學界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研究範本，堪稱該領域不可替代的補白之作。

權威學者的數十年積澱

作者奧依?凱爾特?金深耕東南亞歷史數十年。他不僅是資深歷史教授，還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研究員、《國際亞太研究》主編，在歷史理論及方法論方面有着深厚造詣，使得本書內容具有權威性與準確性。

撕開鐵蹄下的暴行真相

以冷靜的筆觸還原了日軍在婆羅洲的兩次大規模暴行——龍納旺屠殺、山打根死亡行軍，字裏行間皆是對生命的踐踏與人性的泯滅。這些被遮蔽的歷史細節，不僅是對施暴者的控訴，更是對和平年代的深刻警醒。

揭開軍國主義權力體系的運作邏輯

日本陸軍的嚴苛管制與日本海軍的策略性統治，在行政制度、資源掠奪、社會控制上呈現出驚人差異。這種對比分析不僅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複雜性和日軍佔領時期的婆羅洲的實際情況，更讓讀者看清戰爭機器背後不同權力體系的運作邏輯。

從歷史傷痕中汲取和平力量

書中不僅有對暴行的揭露，更記錄了婆羅洲人民的反抗與戰後重建。基納巴盧起義的熱血、當地軍民的頑強抵抗和倖存者的堅韌，都在訴說一個真理：忘記歷史便是背叛。本書能喚起人們對和平的深刻反思與珍視。

戰爭史研究領域的典範之作

透過婆羅洲這一“小切口”，本書折射出二戰時期遠東戰場的宏大圖景：日本的擴張野心、殖民體系的崩塌、地緣政治的博弈。讀者能從中找到獨特的觀察視角，堪稱以局部見全局的典範之作。

本書是一部研究日本在婆羅洲施行戰爭暴行的著作。作者廣泛搜集並梳理了散佈於英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相關史料，講述了1941年至1945年期間，日本對婆羅洲的侵略歷史、殘暴的統治政策，以及應當承擔的戰爭罪責。全書對於日軍制造的龍納旺大屠殺、山打根死亡行軍等暴行的揭露尤爲深刻。同時，還講述了婆羅洲人民爲了脫離日軍的殘酷統治，進行了英勇無畏的反抗，發生了基納巴盧起義等可歌可泣的歷史事件。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本書非常值得一讀。

著者：奧依·凱爾特·金（Ooi Keat Gin）

文萊達魯薩蘭大學歷史系教授，韓國釜山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英國倫敦皇家歷史學會會士，《亞太研究國際雜誌》的創始人及主編，曾任教於馬來西亞理科大學。主編三卷本《東南亞：從吳哥窟到東帝汶的歷史百科全書》。

總顧問：張憲文

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榮譽資深教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

主編：範國平

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共黨史海外史料研究中心副主任，東南大學海外史料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

譯者：葉龍

韶關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有外語教學、文化適應以及海外涉華檔案翻譯與整理等。

審校：劉超

南京大學文學院暨學衡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爲近現代中外文化關係與文學語境下的中外政治思想史。

叢書總序一 再塑從全球視野揭露日本罪行的“典範之作” 1

叢書總序二 全球視野下的日本遠東戰爭罪行研究方興未艾 4

序言 7

前言 1

第一章 婆羅洲概況 7

第二章 戰前的婆羅洲 23

第三章 即將到來的戰爭 41

第四章 日本侵佔婆羅洲 55

第五章 婆羅洲的分割 73

第六章 北婆羅洲 95

第七章 南婆羅洲 127

第八章 暴行、反抗和迴應 151

第九章 將軍和上將 205

第十章 時代的落幕 223

結語 247

縮略詞對照表 255

參考文獻 257

譯者後記 287

出版說明 承前啓後 繼往開來

—— 寫在《日本遠東戰爭罪行叢書》第三輯出版之際 292

本書的研究有強有力的史學動因，其中最明顯的一個動因是，目前爲止尚無專門針對日本侵佔婆羅洲這一課題的學術研究。以往文獻主要關注日本在某一時期對特定地區的佔領或其他特定主題，而本書則將視角聚焦於婆羅洲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此來填補這一學術空白。本書的重要性體現在對婆羅洲南北半島的詳盡對比。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北半島（戰前英屬婆羅洲）和南半島（戰前荷屬婆羅洲）分別被日本帝國陸軍（IJA）和日本帝國海軍（IJN）佔領。日本帝國海軍對資源富饒、人煙稀少的南婆羅洲採取永久佔領的長期政策。但在北婆羅洲，日本帝國陸軍卻並未實施類似的影響深遠的政策。通過評估和對比兩地區在戰時的發展歷程，本書在該領域的研究上邁出了開創性的一步。

本書試圖考察婆羅洲各個民族和社群在戰時的狀況和遭遇，釐清太平洋戰爭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對當地居民的影響。同時，通過比較日本帝國陸軍和海軍在當地的政策和活動，力圖揭示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涇渭分明的差異，或者是否共同具備某些基本特徵，是否只在形式上存在差異。

本書包含十章，所涉內容包括婆羅洲的戰前和戰時狀態，日本對婆羅洲的侵略和佔領、日本在婆羅洲的暴行以及當地的抗日活動、日本帝國陸軍和海軍之間的差異。

第一章介紹了婆羅洲相關歷史和地理背景。

第二章主要分析戰前的日本群體和他們頭等要務（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要務，包括間諜活動）以及考察當地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緒。

第三章討論日本發動戰爭的原因。

第四章分析日本的作戰計劃、殖民政府用以替代軍事行動的阻遏政策，以及日本侵佔婆羅洲的具體過程。

第五章介紹婆羅洲的領地劃分：北婆羅洲（戰前的英屬婆羅洲，由沙撈越、文萊和北婆羅洲構成）由日本帝國陸軍統治；南婆羅洲（前荷屬婆羅洲）由日本帝國海軍統治。針對日本帝國陸軍和海軍在行政制度方面的細節和特點，本章也做了詳盡分析。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別對日本帝國陸軍和海軍在各自領地的政策和這些政策的實施進行深入研究。

第八章主要探討日本的兩次暴行——1942年的龍納旺屠殺和1945年的山打根死亡行軍，還對1943年10月的基納巴盧起義和南婆羅洲所謂的抗日陰謀進行了研究。

第九章從資源開發，日本化政策，日本對抗日活動、起義活動和戰俘的態度，當地居民的政治參與等方面對陸軍和海軍做了對比。

第十章介紹日本第37軍在盟軍收復婆羅洲之前的準備、婆羅洲戰役前的秘密行動（沙蠅行動和螞蟻行動）以及婆羅洲在戰後緊接着的一段時期內的發展。

結語評估戰時環境、政策所帶來的影響，各民族的經歷以及他們在戰後的反應。

作者依託多方史料，深入挖掘並重新梳理，將二戰期間日軍侵略婆羅洲這一段鮮爲人知的秘史公之於眾。書中不僅深刻揭露了日軍侵佔婆羅洲時期的種種戰爭暴行，還生動展現了當地民眾奮起反抗日本侵略、波瀾壯闊的鬥爭歷程。

——南京大學文學院暨學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超

本書深入且全面地揭示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軍在婆羅洲各地犯下的戰爭暴行，同時詳盡展現了當地民眾英勇無畏的反抗行動。尤爲難得的是，作者還對日本陸軍與海軍的殖民統治政策進行了細緻比較，並剖析了其後續深遠影響。可以說，本書是瞭解該時期婆羅洲歷史的重要佳作。

——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副館長 錢鋒

受布羅代爾總體史學觀啓發，作者廣泛搜集資料，查閱美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文萊等多國檔案館、圖書館及博物館的史料，深入挖掘並詳盡揭露了日本陸軍與海軍在婆羅洲所犯下的殘酷血腥罪行。

——廣西民族大學東南亞語言文化學院院長 覃秀紅

國內讀者對日軍在婆羅洲的戰爭暴行了解甚少，就連曾引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高度關注的山打根死亡行軍，國內也少有專著深入介紹與研討。而這部內容厚重的專著，能助力中國讀者全面、深入地瞭解日本侵略婆羅洲的完整歷史。

——人民日報海外版港澳臺部副主任 任成琦

讀完本書，最觸動我的並非日本佔領婆羅洲期間的戰爭罪行，而是其在侵略前夕巧妙藉助商業公司、社會組織及政治團體等，在婆羅洲精心構建情報網絡，並展開經濟、文化、政治等多維度滲透。這段歷史昭示我們，國家安全絕非僅靠軍事防禦，更需時刻警惕並防範各類隱蔽滲透活動。

——四川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 佘振華

★多元視角，全景展現戰爭面貌

本書突破了傳統戰爭史書的寫作侷限，不僅聚焦於陸地上的激烈交鋒，更將筆觸延伸至空戰、海戰，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了太平洋戰爭的壯闊與殘酷。從馬來半島的叢林戰到中途島的海空對決，從緬甸的熱帶雨林到菲律賓的崇山峻嶺，每一場戰役都被賦予了鮮活的生命，讓讀者彷彿置身於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個體記憶，重構私人視角下的戰爭史

真正的歷史往往藏在那些普通士兵的日記、信件和口述之中。作者遍訪各地，搜集了大量珍貴的回憶錄與個體口述資料，又通過細膩入微的筆觸，將這些零散的片段串聯起來，重構了一幅幅生動而真實的戰爭畫面。每一位士兵的經歷都是獨一無二的，在冷冰冰的飛機大炮之外，是士兵的恐懼、勇氣、絕望與希望，這些共同編織成了戰爭史中最動人的篇章。

★人性剖析，揭示扭曲的軍國主義本質

本書不僅僅是一部戰爭史，更是一部深刻的人性剖析錄。在戰爭的極端環境下，人性的光輝與陰暗被無限放大，士兵們爲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選擇，他們在生死邊緣掙扎與堅持。他們戰後對戰爭的反思與懺悔，讓我們看到了人性中最真實、最複雜的一面。這些故事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對人性深度的探索與拷問。

《士兵的戰場：體驗與記憶的歷史化》是一部深刻揭示二戰期間日本士兵戰場經歷與心理記憶的力作。本書通過精心搜集與重構近百名日本士兵的親身回憶與證言，以細膩的筆觸和宏大的視角，展現了以太平洋戰爭爲代表的多場戰爭，再現了日軍從侵略擴張到最終戰敗的全過程。山田朗教授憑藉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對歷史細節的敏銳洞察，不僅還原了戰場上的殘酷與血腥，更深入挖掘了士兵們在極端環境下的心理變化與人性掙扎。

本書聚焦二戰日本士兵的戰爭體驗與歷史記憶，整合八百多部回憶錄及上千份口述資料，以戰爭體驗者的“體驗”“證言”“記憶”爲根基撰寫而成。書中藉助豐富的史料與回憶錄，生動再現了中途島海戰、硫黃島戰役等重大戰役，通過真實案例與親歷者講述，深入挖掘日本兵對戰爭的真實感受、應對戰爭創傷的方式及記憶重構過程，尤其關注他們從戰敗到復員的挫折、崩潰、自滅等心路歷程。本書爲挖掘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研究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揭露日本士兵在二戰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均提供了新的視角。軍國主義造成日本士兵的人性扭曲，令人深思，發人深省。

山田朗

東京都立大學歷史學博士，明治大學文學部教授，日本歷史教育者協議會委員長。研究方向爲日本近代史、日本軍事史。著有學術專著《大元帥·昭和天皇》（築摩書房，獲第20屆野呂榮太郎獎）、《軍備擴張的近代史——日軍的膨脹與崩潰》（吉川弘文館）、《近代日本軍力研究》（校倉書房）、《昭和天皇的戰爭》（巖波書店）等20餘部，主編、合著作品20餘部，發表論文100餘篇。

叢書總序一　再塑從全球視野揭露日本罪行的“典範之作” 1

叢書總序二　全球視野下的日本遠東戰爭罪行研究方興未艾 4

中文版序言 7

日文版序言 11

第一章　侵略與殺戮：處於膠着狀態的中日戰爭（1939年—1941年12月） 1

第二章　勝利與代價：進入世界戰爭（1941年12月—1942年3月） 25

第三章　挫折與消耗：戰局的轉換（1942年4月—1943年10月） 49

第四章　退卻與飢餓：防衛線的崩潰（1943年11月—1944年9月） 79

第五章　崩潰與自滅：無法完結的戰爭（1944年10月—12月） 103

第六章　“玉碎”與生還：從戰敗到復員（1945年1月—9月） 129

結語　戰場體驗的“記憶”與“歷史”化 169

相關年表 177

後記 187

譯者後記 191

譯者介紹 195

出版說明 196

中文版序言

揆諸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無論是靖國神社問題、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慰安婦”問題，抑或是二戰勞工賠償問題，均與近代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有關。兩國之間的歷史問題紛爭，很大程度源於彼此對那場戰爭的認知不同，而這種不同的認知，相當大的一部分來自於不同的“戰爭記憶”。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成田龍一將戰爭樣態的系譜分爲以下幾個時期：戰爭被作爲“情況”而被敘述的時期（1931—1945年）、作爲“體驗”而被敘述的時期（1945—1965年）、作爲“證言”戰爭而被敘述的時期（1965—1990年）、作爲“記憶”而被敘述的時期（1990年以後）。

從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迄今已近80年，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人已基本凋零殆盡，這就意味着擁有“戰爭記憶”的那一代人，現在已經成爲壓倒性少數，作爲“情況”而被敘述的戰爭幾乎不再被提起；作爲“體驗”而被敘述的戰爭話題也逐漸沉寂；戰爭“證言”者正逐漸逝去；而戰爭作爲“記憶”，不僅在中國大陸學界成爲了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對象，而且如下所述在中國大陸的民間可謂方興未艾。

“戰爭記憶”最爲重要的是傳承問題。筆者認爲，在“戰爭記憶”傳承過程中，有一個問題不應忽視，那就是社會對“戰爭記憶”內容的理解。關於戰後日本人的歷史觀，李若愚“認爲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日本左翼對侵略的反省立場；第二類則是試圖通過掩耳盜鈴以湮沒歷史真相的右翼史觀；第三類，或許也是持有人最多的一類，便是日本社會大部分老百姓的立場。他們對那段戰爭歷史有着強烈的疏離感、陌生感”。

對於以上第二類的右翼分子，其之所以對那場戰爭抱持右翼史觀，其原因不外乎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使然，抑或“戰爭記憶”在轉化爲“歷史”過程中的失真。對於前者，學界的批判性研究已是充棟盈車，不再贅述，在此主要談談後者。

本書認爲，“戰爭記憶”在被傳承的過程中，各種相位的“記憶”也經歷了重構、選擇，最終形成了“歷史”。“戰爭記憶”的傳承，與一般的“記憶”的傳承相同，大致可分爲私人傳承與公共傳承。私人傳承是個人或家族間傳承的微觀行爲；而公共傳承，是以教科書記述爲代表的宏觀行爲。通過個人或家族傳承而來的具有私人性的“記憶”，通常包含許多個別且具體的、特殊事例，而後在其所在地區或社會集體中被彙集，成爲同代人的共同體驗，這表現爲“集體記憶”。這種“記憶”可以說是戰爭年代體驗者私人“記憶”群的最大公約數。以“集體記憶”爲基礎，建構、敘述而成的產物（教科書等），在學校等社會上傳承，便形成記憶的公共傳承。從個人記憶的“記憶”傳承，到公共傳承，然後發展成“歷史”的傳承。也可以將其設想爲以下流程：①私人傳承→②集體記憶→③公共傳承→④“歷史”化。

一些學者對李若愚所言的第二類人展開批判，讓人誤解爲中日之間的各類歷史問題主要來自於對“戰爭記憶”內容的理解不同，但其實第二類人在日本社會所佔比重並不大，並不足以影響中日關係，而真正形成影響的主要是第三類，即社會整體對“戰爭記憶”的重視程度。

具言之，當前中日兩國對“戰爭記憶”的重視程度完全不同。中國每年都會舉辦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西安事變、南京大屠殺，以及抗戰勝利等紀念活動，有時國家領導人親自出席並發表講話；初高中的歷史課程以及大學的《近代史綱要》等課程一定會講授相關內容。與此同時民間的“戰爭記憶”被激活，典型的例子就是無處不在的“抗日影視劇”。

與之相對，如上所述日本社會對“戰爭記錄”表現出“疏離感、陌生感”。即便有學者指出戰後日本的戰爭記憶具有選擇性 ，即有選擇性的記憶戰爭“受害者”身份，遺忘“加害者”身份 ，但其在社會中的關注度遠不能望中國社會之項背。兩國社會整體對那段“戰爭記憶”重視程度的不均衡性，纔是導致中日兩國之間歷史問題懸而未決的根本性原因。

本書作者山田朗不無憂慮地指出：“日本社會整體的‘戰爭記憶’正不斷淡化。”而山田在另一篇論文中認爲，這是因爲日本社會“戰爭責任性的展開和歷史修正主義的擡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本書的誕生就是阻止這種“淡化”的趨勢，也就是遏制日本社會歷史修正主義的擡頭，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重構和歷史化需要傳承的‘記憶’”。

爲了撰寫此書，作者一共查找了 851部戰爭體驗者的回憶錄（單行本），以及逾 1100份口述史料，顯示了其寬廣的視野、扎實的研究功底和實證性偏好。正如山田自己所言，本書是以戰爭體驗者自身記述的“體驗”“證言”，以及體驗者在翻閱公刊戰史或對其進行批判性探討後形成的，以“記憶”爲素材，對理應得到傳承的“記憶”群進行重構，對以太平洋戰爭爲中心的戰爭進行歷史敘述。因此，我們在閱讀本書的時候，有時會有碎片化之感。

本書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提及了未能留下有關戰爭的“體驗”“證言”“記憶”的戰死者：“無法訴說的戰死者和能進行訴說的生還者之間，差別是無限大的，但實際也只有一線之隔。因爲，決定戰場上的生與死，只是‘運氣’而已。在本書中出場的士兵，他們都是因爲能夠生還才留下了回憶和證言。”即便如上所述，作者找到了大量的回憶錄和口述史料，但相較於戰爭中數百萬的日軍士兵，這些資料所描繪的“戰爭記憶”不過是一鱗片爪，我們據此來俯瞰戰爭的真實圖景不免有群盲摸象之感，因此我們在閱讀過程中要對此保持警惕。

本書略顯不足之處在於所謂的“深層記憶”。作者認爲“深層記憶”是私人傳承容易斷絕的那部分“記憶”，這裏的關鍵詞則是“隱匿”和“施暴”，其主要表現在戰爭暴行及違法行爲的“記憶”。

本書也提到了日軍使用毒氣、自殺式攻擊的“特攻隊”，但對日軍在包括中國戰場在內的區域戰爭暴行的筆墨卻不多。當然，作者也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主要源於收集到的回憶錄與口述資料中相關部分的佔比甚少，“往往是戰爭親歷者有無法向家人（尤其是下一代）敘述的事情（殘暴行爲等），或者是迫於社會壓力（包括有形或無形的）無法言明的場合”。這一點在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學生兵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曹亞坤等認爲：“由於參與構建主體的多元立場和多元主張，在書寫學生兵戰爭體驗、紀念戰死學生兵以及追究學生兵戰爭責任等方面出現諸多糾葛，甚至嚴重對立，導致學生兵戰爭記憶的錯位與失真。” 對此，有學者認爲日本社會要探究和傳承這種“深層記憶”，必須克服狹隘的個人立場與民族主義情緒。

筆者此次有幸負責本書的校譯。因爲如上所述，本書有“碎片化”之感，加之需要對二戰期間日軍幾乎所有的大型軍事行動進行較爲完整的把握，因此在譯者焚膏繼晷完成的譯稿的基礎上，頗花費了一些心血來進行校譯。“翻譯是最好的精讀”，同理，校譯也是最好的精讀。能在該書尚未付梓之前先睹爲快，不亦快哉！

最後，希望中日兩國在“戰爭記憶”的重視程度與內容上能逐漸接近，減少包括歷史問題方面的紛爭。祈願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和平永存！

彭程

廣西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2023年6月9日於南寧

本書以日本士兵回憶及史料爲核心線索，整合了數百位戰爭親歷者的回憶內容與上千份口述資料，展現了戰爭中鮮爲人知的殘酷景象。該書中文譯本的出版，爲中國學界開展日本侵華戰爭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撐。

——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院長、教授  趙新利

侵略戰爭的敘述方式，關乎當代日本人對祖父輩罪行的認知，這也是多年來日本與曾遭其侵略的亞洲各國在歷史敘述及教育上爭議的核心。本書借戰爭親歷者的大量回憶錄等一手資料，客觀還原往昔戰爭，對幫助日本人樹立正確歷史觀意義重大。

——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俞凡

本書借日本老兵的戰場體驗與記憶，生動重現1939—1945年日本侵華及戰敗過程。它表明戰爭雖由特定人羣引發，但戰場的個體深陷困境，無力終結戰爭、無法掌控命運。此殘酷現實爲世人敲響警鐘，促使我們反思戰爭的本質。

——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歷史學院教授  肖如平

本書從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日本參戰官兵的戰場體驗、證言及集體記憶切入，以日方史料直揭日本法西斯對中國乃至亞洲人民所犯的戰爭罪行。藉助多元史料，讓歷史發聲、史實說話，是推進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一條重要路徑。

——山西大學區域抗戰史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張俊峯

山田朗先生爲研究日軍官兵在侵略戰爭中的心理變化，查閱了851部回憶錄、超1100份口述史料。書中部分官兵對侵略行爲避重就輕、推脫責任，但也有反省者，讀者能從中看到日本侵略戰爭對其他國家人民造成的傷害。

——廣西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彭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