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士大夫的真實漫遊】徐霞客式“壯遊”實爲個例，城市近郊的“淺遊”“近遊”才是主流，遊具攜帶、遊伴選擇背後藏着“友天下之士”的社交理想與身份堅守。

★【顛覆認知的歷史發現】原來“套裝行程”“旅遊手冊”“職業導遊”並非現代產物，明清時期已有完備的旅遊產業鏈，牙家代辦、寺觀住宿、樵夫嚮導的智慧令人驚歎。

★【兼具文學性與史學價值】海量遊記、旅遊詩、山水畫文本解讀，不僅還原明清旅遊實景，更提供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全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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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道：明清旅遊文化》一書專題論述明清時期的旅遊文化發展史，通過作者全面而細緻的梳理和分析，呈現了明清時期豐富多彩的旅遊文化畫卷。園林節會，友朋雅聚，繁弦急管，金勒畫船。從大眾遊觀到士大夫的心靈漫遊，從江南的園林風光到海外的異域風情，《遊道：明清旅遊文化》爲您打開明清旅遊文化的神秘之門，在歷史的長河中暢享一場獨特的文化旅行，從全新的視角理解中國旅遊文化。

巫仁恕

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研究領域爲明清社會文化史與近代中國城市史。著有《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等。

狄雅斯（Imma Elenoire Laudieri Di Biase）

意大利資深漢學家，曾求學於威尼斯大學、斯威本科技大學、墨爾本大學，專注中國歷史與古典哲學研究數十年，學術視野開闊。

以中國文化遺產與文學爲核心研究方向，著述豐富，既出版多部兼具深度與可讀性的專著，也發表多篇專業學術文章，致力於讓中國傳統文化在國際學界獲得更廣泛的關注與認可。

自序  I

楔子  1

上篇 明清大眾旅遊活動

第一章 大眾遊觀活動的盛行  13

第二章 明清旅遊設施的商品化發展  35

第三章 西方人對中國旅遊設施的評價  61

中篇 明清士大夫的旅遊風尚

第四章 明清士大夫旅遊風氣的興衰變化  91

第五章 明清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旅遊實踐  115

第六章 明清士大夫旅遊活動及其功能  135

下篇 旅遊文本與文化建構

第七章 明清士大夫的旅遊文本  159

第八章 晚明遊記書寫的品位論述  173

第九章 清代遊記書寫的知識論述  193

第十章 晚清遊記對西人的情感與敘事  217

餘論 旅遊地景的再現  255

楔子

“旅遊”一詞在中國古籍中最早出現在南北朝，梁朝詩人沈約（441—513 年）在題爲《悲哉行》的詩中寫道：“旅遊媚年春，年春媚遊人。”到了唐代“旅遊”一詞開始被大量運用。從此一詞的出現反映出中國旅遊的悠久歷史。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是旅遊，而非旅行；就定義而言，“旅遊”一詞與“旅行”一詞最大的差異是，後者重點在“行”字，遊覽並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旅遊的重點是在“遊”字，遊覽就是它的最終目的。

旅遊活動在中國的歷史出現雖早，但是到了明代，尤其是晚明時期，旅遊風氣才可說是盛極一時。雖然在明清之際旅遊之風曾略有消退，但至清中葉再度復興。明清旅遊風氣的重要推手就是士大夫，明清旅遊文化是當時士大夫文化重要的一環。此外，不只是士大夫，一般民眾的遊觀文化也很盛行。像是進香、廟會、節慶等大眾遊觀的活動，也在這個時期蓬勃發展，而且與士大夫的旅遊活動有相當程度的互動。明清旅遊勝地，如杭州、北京、揚州等城市，以及像黃山、泰山等地，都成了明清旅遊文化研究的焦點。

之所以會形成旅遊的風潮，奠基於當時許多外在客觀環境的變化。首先就交通與運輸條件而言，無論是交通網絡、運輸業與運輸載具等，晚明以降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這可以從晚明以後出版的許多商業路程書之記載看出端倪。例如非官方的民間交通路線更多、範圍更廣，使得全國性的交通網絡已然形成。在運輸業方面，明代中葉以後可以看到各類從事於交通運輸業的船戶、船伕、腳伕、轎伕、駕御夫等專業服務人員，還有水陸聯運的新業務出現。而且爲了受僱者的方便與權益，專業中介的運輸業——牙行孕育而生，例如船運業有“舡行經紀”、僱轎伕有“經紀家”中介等，都屬此類。在運輸的載具方面，如舟楫、車轎等交通工具的種類及製作，也愈加繁多、精良，特別是作爲旅遊之用的遊船與轎子、肩輿，在晚明甚爲普及。

雖然晚明在社會治安上有風險，但是較明代前中期應有改善。《天下水陸路程》《一統路程圖記》與《新刻京本華夷風物商程一覽》等明代的商業路程書裡，會記錄各地經商時需留意“日怕調包，夜防偷換，打悶棍者”，還記錄要防打家劫舍綁架之盜，如山東響馬、江西湖盜、江南潮盜、西南地區瑤賊、蠻子與淮北鹽徒等。至清代所出版的商業路程書，如《天下路程圖引》與《示我周行》等書中，已不談過去常說的經商之“苦”與嚴防之“盜”，只是常提醒客商到某地要“防小人”，所謂“小人”大概指的就是偷竊拐騙之徒。由此反映出清代行旅的風險性，比起明代已經降低許多了。

……

第一章 大眾遊觀活動的盛行

晚明以後，在大眾文化中蔓延着一股旅遊的風氣，傳統文獻常將這類遊覽活動稱爲“遊觀”，這可以從幾方面分析。首先是隨着城市經濟的發展，許多大城市附近的風景區成爲一般大眾在歲時節令時群聚遊覽的勝地，而江南城市內外的私家園林在特定時節也會開放遊覽，成了明清江南大眾遊觀活動的特色之一。此外，除了傳統的歲時節日之外，至明中葉以後還出現了許多新興的廟會節慶，這些民間信仰的廟會活動同時也帶動了大眾遊觀的風潮。還有表面上具有宗教性質的進香活動，至晚明也越發興盛，背後其實也是一種以娛樂爲目的的旅遊活動。

歲時節日

晚明以後隨着城市經濟的發展，諸多大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蘇州等地附近，都發展出許多著名的風景區，這些名勝地配合着歲時節令，出現了“都人士女”聚遊與“舉國若狂”的景象。明清時期的國都北京近郊，自明中葉以後，發展出不少的旅遊景點。如西直門外之西湖，盛夏正值芙蓉花開時，十里如錦，士女每每駢集；最勝之地則是西直門外的高梁橋，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就連縉紳士大夫也少有不至其地者。還有北京的香山，也是每逢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佩接軫地前往遊覽。清代以後北京附近又發展出新的景點，如豐臺的居民以蒔花爲業，尤以芍藥爲盛，每當花季都人士女也群往遊覽。

江南的大眾遊觀景點較北京更多，尤其醒目的是在諸多大城市內與城郊附近，發展出許多“畫船簫鼓”聚集的遊觀景點，就像清人錢泳所形容的江南：

在江寧則秦淮河上，在蘇州則虎丘山塘，在揚州則天寧門外之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

根據明人王士性（1547—1598年）在《廣志繹》一書中的形容，南京的秦淮河一帶每當夏水初闊時，蘇、常遊山船有百十隻，至中流，簫鼓士女闐駢，閣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覷爲景。另一個著名的景點是雨花臺，正德年間《江寧縣誌》記南京人在二月時攜酒遊山，城南雨花臺最盛，謂之“踏青”，每日遊人晚歸如蟻，一直到三月底爲止。

杭州的西湖自宋室南渡之後，就已成旅遊勝地，至明代不衰。明朝文人虞淳熙（1553—1621年）的《慧日峰記》描繪杭州西湖與臨近慧日峰之間遊客眾多的景象：“江舟如葉，湖舟如鳧，錦塘蘇堤，遊人如蟻，簫鼓隱隱，聲如蜩螗，而瓦如鱗、山如髻，則城中浙外之景也。”杭州向來有春秋掃墓的習俗，每當清明、霜降二節日時，西湖遊觀活動最勝，就像明人張瀚（1510—1593年）在《松窗夢語》中的描述：

然暮春桃柳芳菲，蘇堤六橋之間，一望如錦，深秋芙蓉夾岸，湖光掩映，秀麗爭妍。且二時和煦清肅，獨可人意。闔城士女，盡出西郊，逐隊尋芳，縱葦蕩槳，歌聲滿道，簫鼓聲聞。遊人笑傲於春風秋月中，樂而忘返，四顧青山，徘徊煙水，真如移入畫圖，信極樂世界也。

西湖遊觀的活動歷久不衰，至清代仍盛。

至於蘇州的大眾遊觀景點與遊觀活動更多，依據春夏秋冬以及一些傳統節日，如端午、中秋、重陽等，蘇州的百姓都會到特定的風景區或地點遊覽休閒，使得某些城郊景點形成壯觀的燈舫彙集的景象。最突出的就是虎丘山塘一帶，幾乎已成了蘇州的地標。從城西北閶門處到虎丘山之間，最早是唐朝詩人白居易在此間鑿河堆堤，築通了一條七裡山塘。到清代此地區的經濟發展異常繁榮。不僅如此，當地亦形成蘇州最重要的風景名勝區。一年從頭到尾，在虎丘山塘就包辦許多歲時節日的遊觀活動。人稱至山塘之遊賞者，以春秋爲盛。當花朝月夕，仙侶同舟，名優俊妓，四方宦遊之客，靡不畢集。再如八月中秋看月、九月又有登高之遊、端午時節觀龍舟競渡等，都是集中在虎丘山塘一帶。

清代江南還有新發展出來的城市景點，揚州即是一例。明代的揚州大眾遊觀活動還不算太興盛，到清代隨着城市經濟的發展與鹽商財富的聚集，使得大眾遊觀活動鼎盛，李鬥《揚州畫舫錄》記載除了上述的平山堂以外，在保障湖中的虹橋也是“郡城勝遊地”，據稱該橋是“朱闌跨岸，綠楊盈堤，酒帘掩映”；每當春夏之交，“繁弦急管，金勒畫船，掩映出沒於其間，誠一郡之舊觀也”。

園林遊覽

明清江南城內與城郊建有許多私家園林，到某些時節也會對民眾開放，允許人們入園遊覽。《履園叢話》中“園林”一項所提及的名園，就有多處會對外開放。茲列舉數例如下：

隨園在江寧城北，依小倉山麓，池臺雖小，頗有幽趣。……近年聞先生長君蘭村又葺而新之，遊人雜沓矣。

獅子林在吳郡齊女門內潘樹巷，今畫禪寺法堂後牆外。……後爲黃小華殿撰府第，其北數百步有王氏之蘭雪堂、蔣氏之拙政園，皆爲郡中名勝。每當春二三月，桃花齊放，菜花又開，合城士女出遊，宛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也。

寒碧山莊在閶門外花步洞庭，劉蓉峰觀察所築，園中有十二峰，皆太湖之選。道光三年始開園門，來遊者無虛日，傾動一時。

吾園在上海城西，邑人李氏別業。得露香園水蜜桃種，植數百樹，桃花開時，遊人如蟻。

以上所舉的例子還只是少數而已，應該還有更多的園林是開放給民眾參觀遊覽的。即使是城郊的小市鎮，也有著名的園林供遊覽。如蘇州府郊外的木瀆鎮有瑞園、潛園與遂初園等，該地接近靈巖山，春時遊人畢集。

園林的開放遊覽，在江南某些城市發展成爲特殊景觀。像蘇州，每當春天的遊園，已成爲當地的歲時活動，列入明清方誌《歲時志》中。明清許多地方史料都記載蘇州每當春暖之季，園林百花競放，閽人或園丁索掃花錢或看花錢少許，然後縱人遊覽，而有“遊人如蟻”“士女雜沓，羅綺如雲”之狀。甚至鄰居都會開設酒店來招攬遊客，形成商販聚集的市集。只不過入園的規定甚爲嚴格。

例如蘇州三月有“南北園看菜花”之俗，南園在子城西，俗名巴家園；北園在閶門內後板廠，舊名蘇家園，春時菜花極盛，一望如黃金遍地。該地到處設有酒爐茶幔，款留前來遊客。沈三白（1763—1825 年）的《浮生六記》曾記錄他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和其妻陳芸同遊蘇州的南園、北園：

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攜盒而往，對花冷飲，殊無意味。或議就近覓飲者，或議看花歸飲者，終不如對花熱飲爲快。

眾議未定。……

飯後同往，並帶席墊至南園，擇柳陰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後暖酒烹餚。

是時，風和日麗，遍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既而酒餚俱熟，坐地大嚼。擔者頗不俗，拉與同飲。遊人見之，莫不羨爲奇想。杯盤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臥，或歌或嘯。

由此可知遊園者的身份爲一般大眾，並不限於士大夫與縉紳階層。因爲園林是要收錢才能進入的，所以要稍有貲財者才可進入遊玩，畢竟市井貧民無力買門票，只能駐足於園前。不過，園林開放時並未限定入內遊覽者的身份。

……

★【名家之作】宋史研究領域權威學者鄧小南教授精品之作，凝聚數十年學術深耕的智慧結晶，全書六篇重磅論文貫穿兩宋文官制度的演變脈絡，層層剖開宋代官僚體系的核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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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官制度六題》是一本宋代文官制度領域的學術著作，收錄了鄧小南教授寫於不同時期的六篇文章。從任官制度到循資原則，再到磨勘制度、差遣除授制度等，本書是史學大家鄧小南教授對於宋代文官制度研究的精華之集。《宋代文官制度六題》收集的六篇經典文章，匯聚鄧小南教授學術智慧，掃清歷史塵埃，呈現文官制度演變和運行“邏輯”。扎實的文獻收集與研讀，細緻的史料辨析和批判，爲歷史研究提供了無盡的啓示和思考。

鄧小南

北京大學博雅榮休教授，國家級高等學校教學名師。曾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曾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德國圖賓根大學等海外學府講學。著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宋代歷史探求》《長路》《追尋希望》等，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百餘篇。獲得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思勉學術原創獎等多種獎項。

代序  I

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  1

北宋的循資原則及其普遍作用  45

宋代資序體制的形成及其運作  83

北宋文官磨勘制度初探  121

宋代文官差遣除授制度研究  155

宋代地方官員政績考察機制的形成  205

著述年表  230

後記  233

代序  永遠的挑戰：略談歷史研究中的材料與議題

歷史學是一門啓人心智的學問。它對於我們的吸引力，是與它所面臨的挑戰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誘導我們走上這條學術道路的，應該說，正是歷史學所仰賴、所辨析的豐富材料，也正是歷史學所關注、所迴應的特有議題。

“材料（史料）”與“議題（問題）”，是歷史學者終日涵泳於其間、終身面對且需盡心竭力處理的對象。從某種程度上說，研究水準的高下，正是取決於論著者對於“材料”與“議題”的把握方式。在各學科體系重組、知識結構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實質性的學術突破，而不是滿足於用語、詞彙的改變，必須從議題的瞭解與選擇、從材料的搜討與解讀開始。

一

就歷史學而言，材料（史料）是我們的源頭活水。梁啓超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史料爲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他也迴應了何謂“史料”的問題，指出：“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日者也。”對於“材料”的敏感程度和調度能力，無疑是對研究者基本素養的考驗。

新議題與新研究的出現，有賴於史料範圍的不斷開拓。當年傅斯年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說法，正體現着這方面的殷切提示。今天的青年學人，頗由於議題難尋、材料匱乏而感覺困擾。走出困境的努力方向，一是尋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讀再解原有的歷史材料。

所謂不斷開拓，首先是對於新材料的開掘與運用。“新材料”中的一類，是諸如甲骨文、簡帛、出土文書、內閣檔案等陸續發現的材料，前輩學者對此給予高度的重視與期待。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這些新材料，不僅彌補了史料的缺失與不足，更促使着新問題的產生，決定着新的問題迴應方式，影響着其後史學發展的路徑。

這類新材料的發現，未必能夠隨即還原出歷史的本來面目，或許帶給我們更多的是由此產生出來的新問題。而學者的任務正在於從這些新出現的問題出發，尋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決各類新問題的途徑與方法。

新材料中的另外一類，則是儘管長期存在卻一直被忽視的“邊緣材料”。這類材料從人們視而不見的背景下“涌現”出來，靠的是“問題意識”帶動下的新視角和新眼光。社會史領域的學者們首先感到，要突破根深蒂固的“經典話語系統”，需要把研究的取材範圍從精英著述擴大到邊緣材料。這裡既包括文字資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傳統文獻之外的檔案、墓誌碑銘、方誌輿圖、宗教典籍、醫書、筆記小說、詩詞乃至書信、契約、族譜等等），又包括對於各類實物、圖像、出土材料、考古遺蹟乃至情境場景（發生環境、社會氛圍等）的綜合認識及其與文字資料的互補互證。

材料出“新”，有賴於眼光的“新”。敦煌文書的學術價值，絕非莫高窟的王道士者流所能夠揭示；內閣大庫檔案究竟作用何在，反映着不同學術眼光之間的差距與更迭；如果沒有傅斯年、陳寅恪和李濟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觀，沒有他們心目中新的史學追求與問題關懷，殷墟發掘也不可能具備“近代”之意義。

新材料可以帶動新議題，但有些領域不夠幸運，沒有足以刺激新議題、衝擊原有研究體系的新史料發現，這就更加依靠於傳統史料的再研讀。嚴耕望先生曾經說：“新的稀有難得的史料當然極可貴，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從人人看得到、人人已閱讀過的舊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黃永年先生在談及治學經驗時也說，他從不坐等稀有材料的出現，而是繼承了陳寅恪、顧頡剛等老一輩學人的做法，“撰寫文章不依靠孤本祕笈而用人所習見之書，要從習見書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問題”。“習見書如紀傳體正史中未被髮掘未見利用的實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幾輩子也用不完。”對於“舊”史料的再思考、新聯結，能夠使其凸顯出以往不曾發現的新意。樑庚堯先生在其《宋代太湖平原農業生產問題的再檢討》一文中說：“本文所引據的數據，雖然多半出於前輩學者所已使用的範圍，但會有一些個人不同的組織與運用，以及進一步的比較與闡釋。”同樣的材料，切入角度不同、組織方式不同，呈現出的研究面貌便大不相同。

……

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

討論宋代的任官制度，必定會牽涉到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官、職、差遣（特別是官與差遣）的分離及其制度化，二是人事任用權力問題。圍繞相關問題，近年來已有不少文章面世，從不同角度予以闡發、說明，唯追溯源流、論述制度變更過程似嫌不足。本文擬就此談些個人看法，以求正於方家。

就官與差遣的分離而言，僅做靜止狀態下的勾畫絕對不夠，還需要在歷史發展的長期曲折過程中尋其形成脈絡，從而真正準確、深刻地認識它。宋代富有特色的設官分職制度，很難僅僅歸結爲宋太祖、太宗等一二代帝王及其謀臣的精明措置。在他們之前，晚唐五代的精英人物們已在艱難地摸索解脫困境的出路，無數經驗教訓的累積使得調整變革的思路漸趨明晰。宋初政治領袖們對於任官制度的貢獻，與其說是創建了一套全新的制度，不如說是在強化中央集權的大背景下，對於二百年間不斷變更的任官制度加以整理、改造；而且，當時的設官分職，決非先規劃出藍圖再廣泛推行，恰好相反，是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陸續完成了這樣一套體制。要真正理解其形成，必須將我們的研究視野拓得更寬，以王朝之廢立劃爲斷限的方法，至少在這類問題的研究中是不合宜的。這正如王賡武教授所說，中國歷史上很多重大的課題，往往被傳統的以王朝爲單位的研究方式遮蔽模糊了。

一、“官”與“差遣”分離制度溯源

中國古代曾經存在着兩種類型的“官”：一種是職事官，一般來說，親職事者謂之職事官，其名銜與所掌事任直接相連；另一類是標誌品位、階秩的階官。階官在歷史上有過不同的形式和內容，僅就從隋到宋而言，隋唐時期爲文武散官，北宋元豐以後爲寄祿官；而宋代前期的情況似乎比較特殊，一方面文昌會府廢爲閒所，另一方面階官卻偏偏採取了三省六部職事官的名稱。

《宋史·職官志一》總序部分，在講到宋代設官分職之制時，說：

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蒞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爲差遣以治內外之事。

是爲北宋前期官、職、差遣分離制度之大概。

這種設官分職的方式，突出地將“正官”與其職事區分開來，雖然名稱紊亂混淆，治事系統卻明確集中。從實踐中看，務實應變的色彩很強。

官員品位與事任的分離、並立，決非始於北宋，這點自無疑問。而說到官與差遣的分離，通常是指身居“職事官”，卻又與“本任”分離而另領他事。那麼，這一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名義上皇帝握有一切權力，臣僚領受其旨意，作爲其代理人去實施統治及管理的職能；而事實上，在施行過程中，臣僚勢必部分地擁有自行決定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君主“絕對集權”是不可能的。因此，帝王對於臣僚既有任用的一面，又有防範的一面。在官僚群中，在承認帝王人事大權的同時，亦要求自身的基本權益、地位有所保障。雙方利益衝突、折中的結果，使君主往往不直接觸動在任官員的原有地位，轉而臨時任用一些身份相對低微者及左右親從，或委以伺察群僚之事，或委以掌管機要之任，或委以參議政事之權。早在西漢時，即產生出“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的刺史制度。“秩”與“命”分離、“官”與“權”不侔，使最高統治者便於駕馭，亦促成了上下內外百官庶僚相互維繫的機制。可以說，這種“分離”狀況的不斷出現與陸續調整，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歷史上官僚任用制度的逐漸成熟。

具體地說，隋唐以來，職事官系統與散官系統的並行，從制度上明確了治事系統與品階系統的分立。而在此基礎之上，職事官體系內部，又發生着進一步的複雜變化，並從而產生了以“職事官”與“差遣”相分離爲特征的設官分職方式。如孫國棟先生在《宋代官制紊亂在唐制的根源》中所說，促成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於政治局面轉變，舊的官制不能應付新環境，以致不少舊職事官職權墮落；二是舊官制既不能切合新事機，重要公務只得另派“使”“職”負責，而帶本官銜（或加以職事官銜），職事官逐漸變爲不任事之空銜；三是原用以敘品階的散官，由於授受太濫（特別肅、代、德宗三朝），不爲人所重，不得不以中央職事官（尤其不負實際責任而又“地高望崇”者）作爲賞功勳、敘位望的空資格。

唐代職事官之濫授，有兩大“高潮”階段。一是武后爲擴大政權基礎，大設試官以甄別能否，廣置員外而寵以祿位，“殊不知名實混淆、品秩貿亂之弊，亦起於是矣”。二是中晚唐時期“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並職事官通用爲賞”。職官之賞，使職事官隊伍的成分及性質發生了嚴重變化，冗濫猥雜而無法正常運作。這無疑大大加深了職事官隊伍的分化程度——其中既有治本司事者，又有帶本官充他職者，更有坐領俸祿者，同時，也加速了所謂“職事官階官化”的過程。這成爲宋代以職事官爲階官、以差遣任實職的直接原因。

前兩條原因相互關聯，是與制度本身直接相涉的、更爲深刻的原因。職事官與其職事的分離，是在以用人權力爲關鍵的衝突中，在舊制度與新事機的矛盾運動中，隨着“帶本官充他職”現象的普遍化而發展起來的。對此，有必要作稍爲詳細的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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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故事：穿越古今的性別閱讀》是一本中國女性文學領域的學術著作，圍繞“性別閱讀”，收錄了作者不同時期的五篇文章，研究對象涵括漢魏六朝文學與現當代小說。從漢、魏晉詩歌中的“思婦文本”到《世說新語》中的女性風貌，從六朝志怪中的兩性關係到近代都市女性小說，《“她”的故事：穿越古今的性別閱讀》以文本解讀加理論闡述的方式，展現“女性”在各個時代中的不同文本呈現，勾勒出一條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中國女性文學史。《“她”的故事：穿越古今的性別閱讀》是一本篇幅不大的專題文集，是“小而可貴”的名家“小作”，爲讀者講述從古至今的中國文學文本中的“女性文學”與“性別意識”，這些“她”的故事，銘記着女性從“傳統”逐步走向“現代”的步履躊躇。

梅家玲

中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曾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人等。研究領域兼括漢魏六朝文學、中國近現代文學、性別研究。著有《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及《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合著）等。另有散見於國內外學術刊物的研究論文多種。

自序  I

漢晉詩歌中“思婦文本”的形成及其相關問題  1

依違於婦德與才性之間——《世說新語·賢媛》的女性風貌  75

六朝志怪“人鬼姻緣”故事中的兩性關係——以“性別”問題爲中心的考察  127

女性小說的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林海音與凌叔華的北京故事  171

女性意識、現代主義與故事新編——李渝的小說美學觀及其《和平時光》  211

著述舉要  243

自序：當“文學”遇上“性別”

當我們閱讀古典詩歌的時候，會不會發現，總是有數不完的“思婦”站在樓頭凝望，期盼良人歸來？閱讀志怪小說，會不會好奇，其中的人鬼婚戀，作爲“鬼”的一方，爲什麼不但多數是“女鬼”，而且還要“自薦枕蓆”？說穿了，這都是文學中“性別意識”的體現。

“性別”問題向來與文學傳統、歷史文化以及社會政治環境息息相關。然而以性別研究的角度去解讀文學，卻要直到20世紀以後，才逐步開展。它始於關注“女性文學”與“文學中的女性”，進而擴及探析文學中的兩性互動，以及潛藏於其間的，關乎慾望、權力、言語等不同複雜面向的糾結消長。在臺灣學界，性別研究的對象原聚焦於現當代文學與藝術，但不久之後，也爲古典文學研究者借鑒，無論是詩歌小說，散文戲劇，都因此發展了許多深具新意的論述。

我原先從事的是古典文學研究，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試圖以性別論述的角度去研讀魏晉六朝的詩歌與小說，省思傳統性別觀念下，古典文學研究的不足之處以及重新詮釋的可能。與此同時，基於對現當代小說的興趣，也嘗試就此進行研探。本書所輯錄的五篇論文，前三篇分別探討了漢晉詩歌中的“思婦”、《世說新語》中的“賢媛”，以及六朝志怪小說中的“人鬼姻緣”故事，是爲古典文學的性別研究。後兩篇關注現當代文學，聚焦於林海音、凌叔華、李渝的小說，反思其間的女性意識、性別建構與敘事美學。兩者相互映照，既可看出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於同一論題進行研究時的參差取徑，同時，也可觀照“性別”論題如何穿越古今，在文學的閱讀與書寫時，成爲開啓新變的另類重要因素。

然而，古典文學源遠流長，即或同屬古典文本，也會因爲所出現時代的早晚，內蘊不同特質，體現不同風貌。基本上，早期古典文學中的女性作者實屬鳳毛麟角，在作者多爲男性文人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挪用既有的女性研究觀點去探討其中的“女性文學”或“女性意識”。反倒是必須經由文人作者和各種文學傳統、社會文化的交涉過程，去檢視男性文人筆下的女性形象與兩性互動，進而釐析其間的性別/權力關係與文化建構。

以漢魏六朝文學而言，可見的是，詩歌中的“思婦”，雖然是“文學中的女性”，讀者卻早已將其詮解爲男性懷才不遇、文人企盼明君的喻託，並不以真正的女性人物視之。但若爬梳文學史，卻會看到，仍有不少女詩人，她們本身未必有良人不歸的經驗，卻也如前輩的男性詩人一般，寫下了思婦詩，我們將如何看待這些女詩人及其詩作？六朝“人鬼姻緣”故事中，雖然絕大多數都是“女鬼”自薦枕蓆，但偶然也會有“男鬼”進入陽世，尋找女人交歡，這又是什麼緣故？“女鬼”或投懷送抱，或挾怨報復，或臨別贈金，或爲人夫產子，不一而足。這些人鬼相戀交婚、穿梭陰陽的情節，表面看來，大多可從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去理解，但仔細閱讀，當會發現：“生理性別”“社會性別”與“階級”“情慾”“話語形構”等多重因素之間的糾結與拉鋸，才是志怪小說“人鬼姻緣”所以體現的內在動因。至於《世說新語》特爲“‘賢’媛”立篇，看似從素重“婦‘德’”的傳統社會文化中重新“發現”了女性，肯定了女性的風神才辯之美；但事實上，那不過是漢晉以來人物品鑒風氣下的部分結果，“賢”的標舉，不僅並沒有將女性從社會文化的桎梏中完全解放出來，反而凸顯出“才”與“德”,傳統與當代，個人才性與家庭社會、世族門第間的多重頡頏與協商，以及女性在其間的依違輾轉，擺蕩遊移。

……

漢晉詩歌中“思婦文本”的形成及其相關問題

一、前言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

借問嘆者誰？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

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曹植《七哀詩》

盛年婦女的樓頭悵望，深閨幽思，一向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習見的“文本”。自漢魏以來，寫女子相思、閨怨之情的詩歌奕代繼作，迭見不鮮，前引的曹植《七哀詩》，正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之一。這類歌詩，在田園、山水、詠史、詠懷、邊塞等重要主題之外，隱然也形成自成一格的寫作傳統。然而，此一文本如何形成？其形成過程中是否還關涉了其他方面的問題？箇中委曲，迄今似未見有專文論及。因此，本文乃由中國詩歌發展過程中，最具關鍵性的時期──漢晉時期着手，就其時“思婦”文本形成、發展的情形，及其相關問題，予以探析。在進入正式論析之前，擬先就“思婦文本”的特質、作者身份等問題，先略做說明。

所謂“思婦”，簡言之，即爲幽居深閨，日夜思夫、盼夫來歸的婦女。其所以會有如此言行表現，大抵是丈夫因遊宦、征戍遠走天涯，爲妻者不克偕行，於是，由空間疏離阻隔而起之懷想不捨，與隨時間流變而生之猜疑憂思，遂一再於深閨幽居之婦女的心頭涌現；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一任四序紛回悠悠漫衍。

然而，除卻有形的時空阻絕之外，所愛者移情別戀，亦足以變“咫尺”爲“天涯”。此時，由於空間的疏離不再是唯一憾恨，故取相思之情而代之者，反倒是思而不得的怨情，與色衰見棄的哀情。也因此，由“思婦”而成“怨婦”“棄婦”，亦爲一雖不必然，但卻不無可能的發展。更何況，兩地相思的過程中，對良人情變與否的疑慮、憂懼，亦因彼此不相聞問，糾結爲思婦心中的隱痛。反過來說，即或是已成“棄婦”，仍不乏深情不疑，一意期盼個郎心回意轉之癡心女子。由此以觀，則所謂的“思婦”“怨婦”“棄婦”，實皆爲舊社會中，失意、獨處之良家婦女的一體多面。而除民間一般婦女外，另有不少嬪妃宮女，其於青春方盛之時，便獲選入宮，幸者，或可偶得君王臨幸；不幸者，則終其一生亦未必得蒙雨露。然無論幸與不幸，紅顏漸老、秋扇見捐，終究是不得不然的共同宿命。其思君、盼君之情，非但與民間婦女一無二致，甚且猶有過之。以是，本文所討論的“思婦”，固以溫柔敦厚、癡情無悔的在家妻子爲主，但亦不排除若干具有“怨婦”“棄婦”情質的婦女與僻處宮闈的“棄妃”“怨女”。甚至於，還包括了在戀愛中與所愛分離，因而同樣具有相思情怨的未婚女子。其原因，當由於其情懷、心境本自有聲氣相通處之故。

而“文本”（text），則包括“書寫的和言談的語詞”及所有或有形或無形的人文活動和自然現象；透過對它的掌握、參與，乃有意象之喚起、意義之詮釋，以及創作之表現等活動的繼起。此外，“文本”的存在並非單一、孤立的，而是與其他“文本”間存有“互爲文本”（intertextuality）的關係──換言之，任何一部文學文本都會“迴應”（echo）其他的文本，或無可避免地與其他文本相互關聯；其關聯之道，包括了公開的或隱秘的引證和引喻、較晚的文本對較早文本特徵的同化、對文學代碼和慣例的一種共同累積的參與等。尤其，“思婦文本”所以能成爲“自成一格”的寫作傳統，實與魏晉以後文人多以“擬作”“代言”方式摹寫“思婦”情懷有關。由於文人與文學傳統、政教環境間的多重複雜關係，乃使其別出於原始的民歌系統，而成爲“文人詩”之一體。緣此，“思婦文本”所涵攝者，便不僅是孤立的“思婦”形象圖現和單純相思情怨的抒發而已，而是在這些基本質素之外，尚且隱括了“思婦”、文人作者和各種文學傳統、社會文化機制的往來互動，以及在書寫過程中，作者、文本、讀者如何相互辯證、融會轉變的實踐歷程。本論文的題目所以徑以“思婦文本”取代傳統的“作品”“主題”之說，正是系因於此。

其間，十分引人注意的是：這些以寫婦女相思情怨爲主的文本，除早期不明作者的樂府古詩外，絕大多數皆出於男性文人之手。且就寫作方式以觀，以“全知全能”手法描摹“思婦”形象情懷者固然有之，但透過“妾”“予”“我”等字眼，以“第一人稱”方式代“思婦”微吟長嘆者，卻爲數更多。這不禁使人好奇：爲什麼明明是“女子之所思”，卻往往出自“男子之所寫”？或者說，爲什麼身爲男性的文人，會願意將興趣的焦點投置在失意婦女的情愁悲怨之上，並以她們的“代言人”姿態出現？他們寫作的根據爲何？是純粹爲廣大、普遍的不幸婦女表露心聲，還是有其他的考慮？與早期民歌相較，是否有所不同？完成之後，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和影響？這些，都是“思婦文本”形成、發展過程中，相當耐人尋味的問題。其間，當時的婦女處境和婚姻狀況固然值得注意，來自政教體系、文學傳統的作用，更是不宜忽視。因此，以下將由“文學史”角度出發，就具現於漢晉詩歌中的相關文本予以整理歸納，除追索其形成發展脈絡外，更擬就“傳統社會之婚姻觀與性別規範下的婦女處境”“政教理想、詩學傳統、擬代風氣對‘思婦文本’形成過程的影響”兩項論題，探勘“思婦文本”背後所蘊含的問題；最後，則試圖由“性別仿擬與女性主體的消解”之層面，對相關論題提出另類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