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全2冊）通過訪談，記錄幾代專注於夏文化探索與研究的學者求證夏王朝的思想、路徑與成就，總體反映了迄今爲止夏文化研究的歷史、成果及共識。可以這樣說，夏文化研究在立場、材料、方法等諸多方面，真正體現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爲考古修史，爲學者立傳。這套書記錄了夏文化探索的學術史和學者的心路歷程，讓夏王朝的蹤跡逐漸清晰，對認識中國文明歷史的關鍵階段和中華文明核心基因具有重要意義。

《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 I》訪談對象爲24位出生於20—4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學家，他們分別是安金槐、黃石林、鄒衡、張彥煌、許順湛、趙芝荃、張光直 、李學勤、李民、方酉生、王克林、殷瑋璋、鄭傑祥、李伯謙 、李經漢 、楊育彬、高天麟 、高煒、李先登、陳旭、方孝廉、徐殿魁、鄭光、飯島武次。通過他們對夏文化相關問題的解答，中國夏文化考古的學術史躍然紙上。本書首版於20年前，無論是編寫體例，還是內容涉及均有發凡起例之功，一直備受考古學界推崇。本次修訂，原貌呈現當時的學界狀態，保持學術觀點的原真性，體現夏文化探索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 II》對18位出生於30—6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學家進行了訪談，他們分別是李伯謙、劉緒、張松林、董琦、宋豫秦、郭引強、王巍、方燕明、李維明、杜金鵬、王震中、孫華、袁廣闊、許宏、張國碩、秦照芬、方輝、趙春青。訪談主要集中於他們探索夏文化的具體過程，彌補一般發掘報告、研究著作的不足。用考古學方法探索夏文化，目的是以科學發掘的實物史料爲基礎，印證文獻記載，證明夏王朝的存在，復原夏代社會面貌。

張立東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二里頭夏文化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爲夏商周考古及其與歷史學、美術史、文獻學、思想史等學科之間的交叉研究，著有《中國考古學·夏商卷》等。

第一本目錄：

安金槐——————————1

黃石林—————————25

鄒 衡 —————————45

張彥煌—————————69

許順湛—————————79

趙芝荃—————————99

張光直 ————————117

李學勤 ————————131

李 民 ————————147

方酉生 ————————163

王克林 ————————187

殷瑋璋 ————————207

鄭傑祥 ————————233

李伯謙 ————————251

李經漢 ————————267

楊育彬 ————————281

高天麟 ————————311

高 煒 ————————333

李先登 ————————363

陳　旭 ————————383

方孝廉 ————————403

徐殿魁 ————————427

鄭 光 ————————443

飯島武次 ———————471

後　記 ————————483

修訂版後記 ——————487

第二本目錄：

李伯謙 —————————1

劉 緒 ———————— 19

張松林 ———————— 69

董 琦 ————————115

宋豫秦 ————————131

郭引強 ————————157

王 巍 ————————179

方燕明 ————————191

李維明 ————————223

杜金鵬 ————————245

王震中 ————————257

孫 華 ————————273

袁廣闊 ————————291

許 宏 ————————301

張國碩 ————————323

秦照芬 ————————351

方 輝 ————————363

趙春青 ————————381

後 記 ————————403

《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Ⅰ》

一種新學科的出現，一般講，需要兩種基本條件：一是技術的發展使人們有了新的方法、手段和視野；二是有了改變當今社會的迫切要求，人們需要用新的人文關懷來觀察、解釋當今社會和已逝歷史。考古學的出現也是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

近代考古學的誕生地在歐洲。17—18 世紀時，近代科學技術，特別是直接誘發出考古學理論、方法的地質學和生物學在迅速走向成熟的道路上邁進，但傳統的基督教教義，上帝造人的神話，仍籠罩人間。爲了科學技術和社會結構的進步，必須衝破傳統觀念，掃清思想障礙，重新認識人類自身的歷史。於是，考古學就應運而生。

我國的考古學亦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中產生的。當辛亥革命勝利，最末一個封建王朝被推翻後，人們要求重新審視已往的歷史。在五四運動後不久的 20 世紀 20 年代，我國就在好幾個地點進行考古發掘，洋人和國人都拿起了鋤頭，土法、洋法一起上馬，這樣一種歷史事實，深刻地反映出了人們（尤其是知識界人士）希望重新認識歷史的很強的願望。但中國和歐洲古史的歷史過程及思想文化傳統卻大不相同。就歐洲本土來說，進入文明時代的時間較晚，以後除了羅馬時期，並沒有大片區域統爲一國的情況，所以歐洲考古學研究初期的重點在於尋找有文字記載以前的人類活動情況及其進步過程的階段性。20 世紀較早階段英國資深考古學家賽思就認爲，1859 年英國由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聯合組成的考察隊肯定了法國北部的阿布維利爲數十萬年前的人類遺址，對近代考古學的真正發生具有轉折意義。可以說，肯定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存在以及尋找其進步過程的階段性，是從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葉歐洲考古學的一箇中心。兩河流域、古埃及、克里特、邁錫尼以及古典時代等考古，雖然都陸續成爲歐洲考古學家關注的重點，但真正做出大規模且又是科學的發掘，要到 19 世紀 70 年代至 80 年代起才逐漸實現，況且大多數地點是在歐洲以外。從一開始就重視人類技術和文化進步過程的階段性，是由歐洲的歷史背景所決定的。

在中國，則至遲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已表現出，自傳說中的五帝經三代至秦漢，主要是一個單線變化過程。這種認識深入人心，包括學問很多的知識界人士也這樣認爲，所以當我國考古工作剛剛開始的 20 世紀 20 年代至 30 年代，儘管對剛發現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細石器，仰韶、龍山、良渚等文化也很重視，但還是把主要力量投向探索商、周文明。例如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連續發掘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發掘陝西寶雞鬥雞臺遺址和墓葬等，其中尤以殷墟發掘所投力量爲多。

殷墟是盤庚遷殷以後的商都，更早發現的商文化，在抗戰以前的殷墟發掘中並不認識。這是在 1952 年開始發掘鄭州二里岡遺址後才確定下來的。當把二里岡上、下層的分期問題基本搞清楚了以後，儘管最初多數人還以爲這是中商時期的遺存，但尋找夏文化的需要已開始凸顯出來。在 20 世紀 50 年代晚期至 60 年代初，已經有人懷疑甚至提出過早於二里岡下層的鄭州洛達廟、洛陽東干溝等遺存屬於夏文化。1959 年時，由徐旭生先生率領的考察隊，根據古史傳說中所示跡象，踏查了豫西和晉南的若干地點，隨後便選定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進行長期發掘，亦在晉南夏縣東下馮遺址進行過發掘，確定了二里頭文化的存在，並認識到東下馮同時期的遺存是二里頭文化的一個區域性類型。從此，由少到多地有一批學者認爲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但也有一批學者認爲河南龍山文化纔是夏文化遺存，特別是在戰國時陽城附近的河南登封王城崗古城發掘後，進一步認爲已找到了一個夏都遺址。依此認識，二里頭文化就只能是一種早商文化。直到後來發現併發掘了偃師屍鄉溝商城遺址後，由於史籍中有屍鄉是商湯亳都的記載，而屍鄉溝古城中又是二里岡文化的堆積，這就使大家只能認爲二里頭文化是早於商代的夏文化遺存。但二里頭文化可以分爲四期，究竟是全部都屬夏文化，還是早期是夏文化、晚期是早商文化的爭論，仍然繼續不斷。

整個 20 世紀 80 年代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前半期，關於夏文化，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認識：

河南龍山是夏文化，二里頭是早商文化，二里岡是中商文化，殷墟是晚商文化；

河南龍山晚期至二里頭前半段是夏文化，二里頭後半段以後是商文化；

二里頭是夏文化，二里岡是早商文化，殷墟是晚商文化，中間不要安排中商文化。

隨着新發現的增多，尤其是對偃師屍鄉溝商城的肯定，第一種認識慢慢淡出了。從 1996 年 5 月至 2000 年 9 月，在綜合了歷史、考古、古文字、天文、測年技術這五個學科而進行的人力甚衆、資金投入較多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中，關於夏代年代學的項目，首要確定的就是夏文化遺存究竟是何種考古學文化。在 1997 年的偃師研討會上，肯定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的意見已取得了基本的共識。但會議以後，對於夏文化的起端問題，還是表現出了很不相同的認識。在 2000 年 10 月發表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中，認爲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就是夏文化。但是在考古學者心中，實際上仍然存在着相當多的分歧，而分歧的核心並不是時間早晚的爭論，而是對考古學文化的界限、考古學文化與族羣的關係等有關考古學文化的基本認識方面。持河南龍山晚期屬夏文化者，主要是以古史記載中所見夏代積年的期限來判定夏文化應當起於某種文化的某一階段，兩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並非區別不同族羣的界限。

不同意此論者則認爲，兩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當然不一定是分屬兩個族羣，但同一文化的前後期別，卻很難承認分屬兩個族羣。具體一點說，如果把河南龍山晚期定爲夏文化，似乎就應承認河南龍山的早、中期也是夏文化，是一種尚未進入夏代積年的夏人的文化遺存。那麼，作爲河南龍山文化重要源頭的某一類型的仰韶文化，能否就此肯定爲夏人的早期先祖的遺存呢？先秦古族與考古學文化的關係能夠沿着這樣一種單線途徑來尋找或思考嗎？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探索先秦古族與考古學文化關係的具體研究，在許多地區已經陸續開展並日益深化，並且愈來愈清楚地使人感覺到若干古族的興起，往往是綜合了若干文化的因素而突然（或可稱迅速）出現的。夏文化的情況，似乎也應是這樣。近 20 年以來的一些新發現，甚至使人感受到陶器形態的相似，不一定是決定其文化性質（或曰文化命名）的主要根據。河南舞陽賈湖遺存中的陶器形態，同裴李崗文化的遺存很相似，但農作物卻一爲水稻，一爲小米，隨葬龜卜用物和獐牙的風格則同於時代較晚的大汶口文化而不是裴李崗文化及其後裔仰韶文化的某一類型。由上述諸情況來看，賈湖遺存和裴李崗遺存顯然是農業經濟內容和風俗習慣有異以及居住地的自然環境差別很大的不同族羣所留下的。在探索夏文化時，有無比僅僅根據陶器形態比較更多的方法呢？

晚近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已經提出了一種新的研究角度和新的方法。這就是人體遺骸的 DNA 測定。我國的遺傳學者，現在已爲全人類基因譜的建立，承擔了 1% 的工作，並且在前幾年已經從契丹女屍等標本的DNA 測定中，判斷出古代的契丹族同今天的達斡爾族的血緣最近。在三峽考古中，也正在尋找古代巴人同現存少數民族的親緣關係。如果能比較出河南龍山和二里頭的人骨遺骸 DNA 線粒體排列的異同處，無疑將爲判斷這兩種文化的居民的親緣關係提供新的證據或新的思路。我雖然目睹了近 40 多年來探索夏文化的整個過程，但並未專門從事過夏文化研究。不過，我的確以爲這是近數十年內我國考古學研究中大家最關心的課目，而且一些朋友又要我爲這本介紹衆多學者探索夏文化歷程之書寫一個序，只能以旁觀者的身份回憶一下這個歷程。當我閉目靜思時，一幅幅當年的情景歷歷浮現在眼前。有那麼多的當面爭論、背後議論；又有那麼多人因新的發現而情緒激動，長久不能平靜；也有那麼多的事件，引起過相互之間關係的變化。總之，至少在我國，沒有另外一項考古學研究曾經在那麼長的時間內牽動着那麼多人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引發出新的理論概念的思考。只要對比一下 40 年以前和今天通過夏文化討論而引發出的考古學理論思考，一定會深深感到今天的認識深度的確比 40 年以前要深化得多。這應當是所有研究者總體成果的一種表現：無論是對是錯，還是局部正確、局部錯誤，都對深化理論認識起了推動作用。得到了這個感受之後，我自然又立即聯想起一句老話：真理愈辯愈明。與此同時，我也再一次想起另一句老話：任何人不可能不犯錯誤。夏文化的探索過程，反反覆覆地證明這兩句老話的確是全人類奮鬥過程中經驗教訓的結晶。

但願這個體會能得到本書各位作者的贊同，也願夏文化的探索能取得更大的進步，更想借此機會向服膺科學真相的無私的探索者們，表示我真心的欽佩！

俞偉超

2000 年 11 月 29 日凌晨

於北京小石橋寓所

鄒衡，1927年出生，湖南澧縣人。1947年9月至1949年7月，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1949年9月至1952年7月，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學習；1952年9月至1955年7月，在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學習；1955年9月至1956年7月，在蘭州大學任助教；1956年9月至1961年11月，在北京大學任助教；1961年12月至1977年11月，在北京大學任講師；1977年12月至1983年11月，在北京大學任副教授；1983年12月至1997年12月，在北京大學任教授；1998年1月退休。

1959年秋季主持洛陽王灣遺址的挖掘，首次將二里頭文化分爲三期。自1977年登封會議開始，陸續公佈關於夏文化的系統看法：二里頭文化第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二里頭爲夏都，鄭州商城爲早商亳都，先商文化分佈於太行山東麓。經過20年左右的討論，到20世紀末“夏商周斷代工程”結項時，這一觀點得到學術界的基本認同，成爲主流觀點。2005年12月27日逝世。其有關夏文化的論著基本全部收入《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續集》和《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再續集》。

一、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夏文化問題的？

我加入到考古行列不到10年就接觸到了夏文化問題，可以說，我大半輩子都在研究夏文化，至今已有整整40年了。

1947年初入大學之時，我就讀到郭沫若的《青銅時代》一書。郭沫若在該書中只是說“夏代是傳說時代”，並斷言夏代“不會有多麼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從此我才知道，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原來還不是完全可信的。後來我轉入歷史學系， 又讀了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進一步瞭解到有關夏朝的許多學術討論，並聯想到魯迅諷刺顧頡剛所謂禹是一條蟲的文章，越來越認識到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疑難問題。

在研究生階段，我的主攻方向是商代考古，不可能兼及夏代，但總感覺到，夏朝的問題應該而且是可能在考古學上得以解決的。1956年10月，我聽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所作的“夏代探索”的演講，更增強了我對這個想法的信心。1959年上半年，徐旭生先生首次在豫西調查了“夏墟”，並發表了報告，引起了我莫大的興趣。1959年下半年，我帶領學生到洛陽實習，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站的趙芝荃先生，同意我們在東干溝繼續發掘，這便是我首次接觸到夏文化問題。

正當此時，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開始了，是由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站和河南文物工作隊“劉胡蘭小隊”分區分別負責的。這兩處發掘工地，我都曾去參觀過。後來洛陽工作站高天麟先生整理二里頭的發掘材料，鄭振香先生要我幫助高先生搞二里頭的分期問題，由此，我對二里頭遺址首次發掘的材料便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的這種認識自然是把二里頭與東干溝兩處遺址和鄭州二里岡、洛達廟兩處遺址比較後得出的，因爲我過去曾發掘、整理、研究過鄭州二里岡的材料，我在鄭州工作時，也看過洛達廟出土的東西。我發現，二里頭、東干溝和洛達廟三處遺址的性質是基本相同的，過去曾有人稱之爲洛達廟文化或東干溝文化，我認爲都不很合適，應該合稱爲一種文化。這種文化的面貌與二里岡商文化很相似，但經過仔細觀察和分析，又覺得兩者並不完全相同。當時在我腦子裏形成一個明確的概念：二里頭、東干溝、洛達廟三處遺址所代表的文化與二里岡商文化既有密切的關係，又有顯著的差別。因此，這可能是另一種文化，不能與二里岡商文化算是一回事。這種概念進一步發展，逐漸形成我以後系統的看法。

二、1959年秋您主持了洛陽王灣遺址的發掘，這次發掘對探索夏文化有何意義？

提起王灣（確切地說，應叫南王灣）發掘，引起了我難忘的回憶。這是1959年秋冬的事了。那年10月1日以前，我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在東干溝發掘，目的是讓他們初步掌握田野操作和室內整理的方法。從10月開始，就要進行大規模的田野實習了。到什麼地方去倒成了問題。我只得在洛陽附近進行調查，因爲1954年春我曾在澗西作過調查，發現過不少仰韶、龍山遺址，不過都很零碎，沒有大規模發掘的價值。這時，洛陽工作站的先生們建議我到遠郊區谷水鎮以西的南王灣看看，我便一人去了南王灣。我一到南王灣，便看到大片新石器時代遺存，而且是仰韶與龍山共存，也有西周和春秋的陶片，這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我根據採集的陶片分析，此處的仰韶、龍山似乎都有早晚的不同。當時我有個想法：也許在這裏可以解決學術上早已存在的仰韶、龍山的關係及其年代分期問題。因此決計就在此發掘。

工作開始不久，洛陽工作站的趙芝荃和鄭振香兩位先生到南王灣來看望我們，他們完全出於善意地勸導我說：“這個遺址太破了，恐怕很難達到你們實習的目的，將來無法向北大報賬！倒不如轉到新發現的二里頭遺址去發掘。”我當時考慮的是：二里頭是考古研究所新發現的重要遺址，現在已有兩個單位在那裏同時發掘，如果我去，則變成三個單位，覺得不太合適。況且南王灣遺址也可能產生重要的學術意義。所以我謝絕了他們的好意，回答說，如何彙報北大的問題，完全由我負責，請他們放心。

南王灣的發掘，我是冒了一定風險的，不是完全有把握。還好，工作只進行一個月，我已在工地看出了苗頭，並在工地作了大概的分期。以此爲基礎，我親自指導重點發掘，因爲當時工地擔任輔導的只有我一個人。當時的主要工作是把地層關係進一步搞清楚。12月後，全體人員回洛陽工作站，全面進行室內整理。工作進展很快，不到一個月，對成仰韶、龍山完整陶器共達500餘件。同學們對陶片的情緒很高，經常對到深夜，最後有6位男女同學，居然對成了終身伴侶。我看到這種情況，內心當然有說不出的欣喜。緊接着我帶領同學進行分期，各期內容都非常豐富。分期結果長期陳列在洛陽工作站的一棟寬敞的平房裏，以供考古同行參觀。

在分期工作告一段落後，我又組織同學分爲若干組，分別到洛陽和伊洛地區事先都經過我自己複查的遺址進行調查與試掘，以覈實南王灣的分期。這期間又新發現一些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岡文化遺址，光是採集的完整石器，就有一大籮筐，可謂滿載而歸。根據南王灣的發掘和洛陽以及伊洛地區調查試掘的材料，我把伊洛地區從仰韶早期到商代前期以前共分爲四期11段。第一期，仰韶期，又分爲早（半坡型）、晚（廟底溝型）兩段。第二期，過渡期（即仰韶向龍山過渡，或謂仰韶晚期），又分爲3、4、5共3段。第三期，龍山期（即標準的河南龍山文化），又分爲第6、7、8早、中、晚共3段。第四期，二里頭期，當初又分爲第9、10、11段，後來趙芝荃先生又把二里頭期分爲4段，合以上我分的11段，一共是12段。

南王灣考古分期的學術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當時的考古界對於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都還沒有明確的分期，到底有沒有仰韶、龍山混合文化，一下子還作不出結論。新發現的大汶口文化究竟是什麼年代和什麼文化性質，一時也還說不清楚。至於仰韶文化早期，究竟是半坡早，還是廟底溝早，一直爭論不休。總之，當時考古界對新石器時代的認識還有一些模糊。通過南王灣的分期，這些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尤其是仰韶期—過渡期—龍山期—二里頭期—早商期序列的排定，就把中原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各個環節都基本上聯繫起來了，已經不太可能有什麼其他文化穿插其間。這樣，自然就可考慮中國考古學與中國上古史相結合的問題。例如：如果有夏朝存在的話，那它必然就在這些環節之中。所以說，南王灣的分期直接爲探索夏文化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南王灣分期的消息不久傳開，鄭州、西安的考古工作者和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的師生首先來洛陽參觀。當時編寫半坡報告的作者看得更加仔細，因爲原來他們對半坡並未作詳細分期，看了南王灣的分期，他們便考慮半坡遺址的再分期了。夏鼐先生知道後，曾寄給我一封長信，高度評價了南王灣分期的重要意義，對我表示熱烈的祝賀，並推薦給當時在中國訪問的蘇聯著名考古學家吉謝列夫，要他到洛陽看看。吉謝列夫看了後，連稱中國的考古學家真了不起。蘇秉琦先生更是再三肯定了南王灣分期的成果，說這是一項破天荒的工作。

可是，後來我失去了編寫報告的機會，從此便與南王灣無緣了，成爲我終身最大的遺憾，也是我學術上一大損失。1960年春，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派我的同事和學生李仰鬆、嚴文明兩位先生接替我的工作，繼續在南王灣發掘，進一步證明第一次分期的可靠性，他們寫出了簡報，但正式報告至今仍未公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