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文集：讀書與做人》

重溫一代國學大師的心路歷程和思想智慧：認真地讀書，嚴肅地做人

感受最真實的胡適，傾聽最震撼的聲音!

他是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他對我們國家現代化的是石破天驚的、不可磨滅的。

——李敖

《胡適文集：人生有何意義》

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

生命本沒有意義，你要能給他生命意義，他就有什麼意義

感受最最實的胡適，傾聽最震撼的聲音！

他的散文，特別是長篇議論文，自成一種風格，成就遠在他的白話詩之上。

——朱自清

《胡適文集：容忍與自由》

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感受最最實的胡適，傾聽最震撼的聲音！

《胡適文集：四十自述》

胡適首次親筆撰寫的自傳：平實中見真摯，淡定中顯情懷。

感受最最實的胡適，傾聽最震撼的聲音！

《胡適文集——我們所應走的路》

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感受最最實的胡適，傾聽最震撼的聲音！

胡適先生是我們所敬愛的一個人，他的思想和言論很有些令我們佩服的地方。

——周恩來

《胡適文集：中國哲學史大綱（套裝共2冊）》

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

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

感受最最實的胡適，傾聽最震撼的聲音！

無論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馮友蘭

《胡適文集：讀書與做人》

       《讀書與做人》選編的篇目既能夠很好地體現胡適思想，又照顧到了大範圍受眾的閱讀習慣，對及趣味性和知識性的增加，具有很大的作用。本書精心編選了胡適在當時即引起很大反響的散文隨筆之精要，彰顯其治學、為人、處世的大師風範，以還原一個真實的胡適。

《胡適文集：人生有何意義》

        《人生有何意義》是胡適精選文集，匯集了胡適先生浩如煙海的著作中最富有閃光點、與人生有何意義主題相關的文章，集結成冊，胡適深受赫胥黎與約翰·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麼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他學識淵博，學貫中西，對中國整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那麼他是怎麼看待人生的呢，閱讀本書，您能窺見胡適先生思想寶庫中閃爍的數不清的珍寶。

《胡適文集：容忍與自由》

       《容忍與自由》收錄了胡適各個時期的主要著述，涵蓋了思想與教育、自由與民主、文明與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內容。他用淺顯風趣的白話文，將自己對文明、國家、人生、哲學等的見解娓娓道來，不僅開啟了當時的民智，也啟發著當下的我們。

《胡適文集：四十自述》

        《四十自述》是胡適首次親筆撰寫的自傳。他用質樸的語言講述了自己童年、少年與青年時期的經歷，回憶了自己的成長歷程，並展現了其所處時代的社會風貌。本書是了解胡適思想形成過程的之作。

《胡適文集——我們所應走的路》

         《我們所應走的路》是胡適的一本散文集。胡適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在批判舊的思想，開創新文化方面有很大的貢獻，特別是倡導文學改良、整理國故、民主與人自由、科學與實驗精神、新學術新思想等方面有很多創獲，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學習與思考。本書對現在的我們有極大的教育意義。

《胡適文集：中國哲學史大綱（套裝共2冊）》

       《中國哲學史大綱》從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三方面對我國古代哲學做了梳理，重點論述了《周易》、老子、孔子、莊子、墨子等人或流派的哲學思想，闡釋了中國哲學史上的的天人關係、人性論、人生問題、知識論等問題。本書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科學精神的中國哲學史及開山著作。

     胡適（1891.12.17—1962.2.24），徽州績溪人。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取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義，筆名天風、藏暉等。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同時也是著名的學者、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共擁有36個博士學位。 

《胡適文集：讀書與做人》

《胡適文集：人生有何意義》

《胡適文集：容忍與自由》

《胡適文集：四十自述》

《胡適文集——我們所應走的路》

《胡適文集：中國哲學史大綱（套裝共2冊）》

《胡適文集：讀書與做人》

讀書

   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科學的根本精神在於求真理。

無目的讀書是散步而不是學習。

朋友們，在你悲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讀書”這個題，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卻覺得這個題目很不好講。據我所知，“讀書”可以有三種說法：

（1）要讀何書。

關於這個問題，《京報副刊》上已經登了許多時候的“青年書”；但是這個問題，殊不易解決，因為個人的見解不同，個性不同。各人所選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沒有多大的標準作用。所以我不講這一類的問題。

（2）讀書的功用。

從前有人作“讀書樂”，說什麼“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現在我們不說這些話了。要說，讀書是求智識，智識就是權力。這些話都是大家會說的，所以我也不必講。

（3）讀書的方法。

我今天是要想根據個人的經驗，同諸位談談讀書的方法。我的句話是很平常的，就是說，讀書有兩個要素：要精；第二要博。

現在先說什麼叫“精”。

我們小的時候讀書，差不多每個小孩都有一條書籤，上面寫十個字，這十個字普遍的就是“讀書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現在這種書籤雖不用，三到的讀書法卻依然存在。不過我以為讀書三到是不夠的；須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來說一說。眼到是要個個字認得，不可隨便放過。這句話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實很不容易。讀中國書時，每個字的一筆一畫都不放過。近人費許多功夫在校勘學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筆一畫而已。讀外國書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說這是很難的。如有人翻譯英文，把“port”看作“pork”，把“oats”看作“oaks”，於是葡萄酒一變而為豬肉，小草變成了大樹。說起來這種例子很多，這都是眼睛不精細的結果。書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細認字，就不書。眼到對於讀書的關係很大，一時眼不到，貽害很大，並且眼到能養成好習慣，養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來。前人說口到是要念到爛熟背得出來。我們現在雖不提倡背書，但有幾類的書，仍舊有熟讀的必要，如心愛的詩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讀多些，於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響。讀此外的書，雖不須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來，中國書如此，外國書更要如此。唸書的功用是能使我們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構造，句中各部分的關係。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兩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讀好的小說尚且要如此，何況讀關於思想學問的書呢？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義如何？何以如是？這樣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設備及思想的方法的幫助。要做到這一點，須要有幾個條件：

（1）字典，辭典，參考書等工具要完備。這幾樣工具雖不能辦到，也當到圖書館去看。我個人的意見是奉勸大家，當衣服，賣田地，至少要置備一點好的工具。比如買一本韋氏大字典，勝於請幾個先生。這種先生終身跟著你，終身享受不盡。

（2）要作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識，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構造，方才懂得它的意義。

（3）有時要比較參考，有時要融會貫通，方能了解。不可單看字面。一個字往往有許多意義，讀者容易上當。

例如“turn”這字：作外動字解有十五解，作內動字解有十三解，作名詞解有二十六解，共五十四解，而成語不算。

又如“strike”：作外動字解有三十一解，作內動字解有十六解，作名詞解有十八解，共六十五解。

又如“go”字容易了，然而這個字：作內動字解有二十二解，作外動字解有三解，作名詞解有九解，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須要加以考究的例。英文字典是完備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幾個意義呢？這就非比較上下文，或貫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較英文更難，現在舉幾個例：

祭文中句“維某年月日”之“維”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說它是虛字。 《詩經》“維”字有二百多，必需細細比較研究，然後知道這個字有種種意義。

又《詩經》之“於”字，“之子於歸”“鳳凰於飛”等句，“於”字究作何解？非仔細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詩經》中就發生問題，必須比較，然後知“言”字為聯接字。諸如此例甚多。中國古書很難讀，古字典又不適用，非是用比較歸納的研究方法，我們如何懂得呢？

總之，讀書要會疑，忽略過去，不會有問題，便沒有

進益。

宋儒張載說：“讀書先要會疑。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他又說：“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又說：“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宋儒程頤說：“學原於思。”

《胡適文集：人生有何意義》

略談人生觀

     每個人可以說都有一個“人生觀”，我是以先幾十年的經驗，提供幾點意見，供大家思索參考。很多人認為個人主義是洪水猛獸，是可怕的，但我所說的是個平平常常，健全而無害的。幹乾脆脆的一個個人主義的出發點，不是來自西洋，也不是完全中國的。中國思想上具有健全的個人主義思想，可以與西洋思想互相印證。王安石是個一生自己刻苦，而替國家謀安全之道，為人民謀福利的人，當為非個人主義者。但從他的詩文可以找出他個人主義的人生觀，為己的人生觀。因為他曾將古代為我的楊朱與提倡兼愛的墨子相比。在文章中說“為己是學者之本也，為人是學者之末也。學者之事必先為己為我，其為己有餘，則天下事可以為人，不可不為人。”

這就是說，一個人在初的時候應該為自己，在為自己有餘的時候，就該為別人，而且不可不為別人。

十九世紀的易卜生，他晚年曾給一位年輕的朋友寫信說：“期望於你的只有一句話，希望你能做到真正的、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你有時覺得天下事只有自己重要，別人不足想，你要想有益於社會好的辦法，就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成器。”

另外一部自由主義的名著《自由論》，有一章“個性”，也一再的講人可貴的是個人的個性，這些話，便是健全的個人主義。一個人應該把自己培養成器，使自己有了足夠的知識、能力與感情之後，才能再去為別人。

孔子的門人子路，有一天問孔子說：“怎樣才能做成一個君子？”孔子回答說：“修己以敬。”這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要把自己慎重的培養、訓練、教育好的意思。 “敬”在古文解釋為慎重。子路又說：“這樣夠了嗎？”孔子回答說：“修己以安人。”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先把自己培養、訓練、教育好了，再為別人。子路又問：“這樣夠了嗎？”孔子回答說：“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培養、訓練、教育好了自己，再去為百姓，培養好了自己再去為百姓，就是聖人如堯舜也很不易做到。孔子這一席話，也是以個人主義為起點的。自此可見，從十九世紀到現在，從現在回到孔子時代，差不多都是以修身為本。修身就是把自己訓練、培養、教育好。因此個人主義並不是可怕的，尤其是年輕人確立一個人生觀，更是需要慎重的把自己這塊材料培養、訓練、教育成器。

我認為值得與年輕人談的便是知識的快樂。一個人怎樣能使生活快樂。人生是為追求幸福與快樂的，《美國獨立宣言》中曾提及三種東西，就是（1）生命，（2）自由，（3）追求幸福。但是人類追求的快樂範圍很廣，例如財富、婚姻、事業、工作等等。但是一個人的快樂，是有粗有細的，我在幼年的時候不用說，但自從有知以來，就認為，人生的快樂，就是知識的快樂，做研究的快樂，找真理的快樂，求證據的快樂。從求知識的慾望與方法中深深體會到人生是有限的，知識是無窮的，以有限的人生，去深求無窮的知識，實在是非常快樂的。

兩千年前有一位政治家問孔子門人子路說：“你的老師是怎樣的人？”子路不答。後來孔子知道了，說：“你為什麼不告訴他，你的老師‘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從孔子這句話，可以體會到知識的樂趣。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在澡堂洗澡時，想出瞭如何分析皇冠的金子成分的方法，高興得赤身從澡堂裡跳了出來，沿街跑去，口中喊著：“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這就是說明知識的快樂，一旦發現證據或真理的快樂。英國兩位大詩人勃朗寧和丁尼生有兩首詩，都是代表十九世紀冒險的、追求新的知識的精神。

後談談社會的宗教說，一個人總是有一種制裁的力量的，相信上帝的人，上帝是他的製裁力量。我們古代講孝，於是孝便成了宗教，成了製裁。現在在台灣宗教很發達，有人信的神，有人信很多的神，許多人為了找安慰都走了宗教的道路。我說的社會宗教，乃是一種說法，中國古代有此種觀念，就是三不朽：立德，是講人格與道德；立功，就是建立功業；立言，就是思想語言。在外國也有三個，就是Worth，Work，Words。這三個不朽，沒有上帝，亦沒有靈魂，但卻不十分民主。究竟一個人要立德，立功，立言到何種程度，我認為範圍必須擴大，因為人的行為無論為善為惡都是不朽的。我國的古語：“流芳百世，遺臭萬年”，便是這個意思因此，我們的行為，一言一動，均應向社會負責，這便是社會的宗教，社會的不朽我們千萬不能叫我們的行為在社會上產生壞的影響，因為即使我們死了，我們留下的壞的影響仍是永久存在的，“我們要一出言不敢忘社會的影響，一舉步不敢忘社會的影響”。即使在社會上留一白點，我們也不能留一點污點，社會即是我們的上帝，我們的製裁者。

《胡適文集：容忍與自由》

容忍與自由

     十七八年前，我後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耐兒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GeorgeLincolnBurr）。我們談到英國文學大師阿克頓（LordActon）一生準備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沒有寫成他就死了。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我十七歲的時候（1908）曾在《競業旬報》上發表幾條《無鬼叢話》，其中有一條是痛罵小說《西遊記》和《封神榜》的，我說：

《王制》有之：“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排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

這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衛道”態度。我在那時候已是一個無鬼論者、無神論者，所以發出那種摧除迷信的狂論，要實行《王制》（《禮記》的一篇）的“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一條經典！

我在那時候當然沒有夢想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後（1923）會很熱心地給《西遊記》作兩萬字的考證！我在那時候當然更沒有想到那個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後還時時留心搜求可以考證《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時候也完全沒有想想《王制》那句話的歷史意義。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這樣的：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沒有懂得這一段話的“誅”正是中國專制政體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學術、新信仰、新藝術的經典的根據。我在那時候抱著“破除迷信”的熱心，所以擁護那“四誅”之中的第四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第四誅的“假於鬼神……以疑眾”和誅的“執左道以亂政”的兩條罪名都可以用來摧殘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當時也完全沒有註意到鄭玄注裡用了公輸般作“奇技異器”的例子；更沒有註意到孔穎達《正義》裡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故第二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故第三誅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誅，要“殺”《西遊記》《封神榜》的作者。那時候我當然沒有想到十年之後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就有一些同樣“衛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誅，要“殺”我和我的朋友們。當年我要“殺”人，後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一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敘述五十年前主張“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故事，為的是要說明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我到今天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我不信有一個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靈魂不朽的說法。但我的無神論與共產黨的無神論有一點根本的不同。我能夠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夠容忍一切誠心信仰宗教的人。

我自己總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能容忍我這個不信神也不信靈魂不滅的人，能容忍我在國內和國外自由發表我的無神論的思想，從沒有人因此用石頭擲我，把我關在監獄裡，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燒死。我在這個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與自由。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對我的容忍度量是可愛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總覺得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誠心地諒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誠心地容忍並且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了。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度是難得、稀有的態度。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個宗教團體總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錯的，必定是異端，邪教。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胡適文集：四十自述》

序幕我的母親的訂婚

一

   太子會是我們家鄉秋天熱鬧的神會，但這一年的太子會卻使許多人失望。

神傘一隊過去了。都不過是本村各家的綾傘，沒有什麼新鮮花樣。去年大家都說，恒有綢緞莊預備了一頂珍珠傘。因為怕三先生說話，故今年他家不敢拿出來。

崑腔今年有四隊，總算不寂寞。崑腔子弟都穿著“半截長衫”，上身是白竹布，下半是湖色杭綢。每人小手指上掛著湘妃竹柄的小紈扇，吹唱時紈扇垂在笙笛下面搖擺著。

    扮戲今年有六出，都是“正戲”，沒有一出花旦戲。這也是三先生的主意。後村的子弟本來要扮一出《翠屏山》，也因為怕三先生說話，改了《長坂坡》。其實七月的日光底下，甘、糜二夫人臉上的粉已被汗洗光了，就有潘巧雲也不會怎樣特別出色。不過看會的人的心裡總覺得後村很漂亮的小棣沒有扮潘巧雲的機會，只扮作了糜夫人，未免太可惜了。

今年掃興的是沒有扮戲的“抬閣”。後村的人早就練好了兩架“抬閣”，一架是《龍虎鬥》，一架是《小上墳》。不料三先生今年回家過會場，他說抬閣太高了，小孩子熱天受不了暑氣，萬一跌下來，不是小事體。他極力阻止，抬閣就扮不成了。

粗樂和崑腔一隊一隊地過去了。扮戲一出一出地過去了。接著便是太子的神轎。路旁的觀眾帶著小孩的，都喊道：“拜呵！拜呵！”許多穿著白地藍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

     神轎的後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著夏布長衫，捧著灶香；有的穿著短衣，拿著香爐掛，爐裡燒著檀香。還有一些許願更重的，今天來“吊香”還願；他們上身穿著白布褂，扎著朱青布裙，遠望去不容易分別男女。他們把香爐吊在銅鉤上，把鉤子鉤在手腕肉裡，塗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吊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吊在左手腕上，有的雙手都吊；有的只吊一個小香爐，有的一隻手腕上吊著兩個香爐。他們都是虔誠還願的人，懸著掛香爐的手腕，跟著神轎走多少里路，雖然有自家人跟著打扇，但也有半途中了暑熱走不動的。

馮順弟攙著她的兄弟，跟著她的姑媽，站在路邊石磴上看會。她今年十四歲了，家在十里外的中屯，有個姑媽嫁在上莊，今年輪著上莊做會，故她的姑丈家接她姐弟來看會。

     她是個農家女子，從貧苦的經驗裡得著不少的知識，故雖是十四歲的女孩兒，卻很有成人的見識。她站在路旁聽著旁人批評今年的神會，句句總帶著三先生。 “三先生今年在家過會，可把會弄糟了。”“可不是呢，抬閣也沒有了。”“三先生還沒有到家，八都的鴉片煙館都關門了，賭場也都不敢開了。七月會場上沒有賭場，又沒有煙燈，這是多年沒有的事。”

看會的人，你一句，他一句，順弟都聽在心裡。她心想，三先生必是一個了不得的人，能叫賭場煙館都不敢開門。

會過完了，大家紛紛散了。忽然她聽見有人低聲說：“三先生來了！”她抬起頭來，只見路上的人都紛紛讓開一條路；只聽見許多人都叫“三先生”。

     前面走來了兩個人。一個高大的中年人，面容紫黑，有點短鬚，兩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他穿著苧布大袖短衫，苧布大腳管的褲子，腳下穿著麻布鞋子，手裡拿著一桿旱煙管。和他同行的是一個老年人，瘦瘦身材，花白鬍子，也穿著短衣，拿著旱煙管。

順弟的姑媽低低說，“那個黑面的，是三先生；那邊是月吉先生，他的學堂就在我們家的前面。聽人說三先生在北邊做官，走過了萬里長城，還走了幾十日，都是沒有人煙的地方，冬天凍殺人，夏天熱殺人；冬天凍塌鼻子，夏天蚊蟲有蒼蠅那麼大。三先生肯吃苦，不怕日頭不怕風，在萬里長城外住了幾年，把臉曬得像包龍圖一樣。”

這時候，三先生和月吉先生已走到她們面前，他們站住說了一句話，三先生獨自下坡去了；月吉先生卻走過來招呼順弟的姑媽，和她們同行回去。

月吉先生見了順弟，便問道：“燦嫂，這是你家金灶舅的小孩子嗎？”

“是的。順弟，誠厚，叫聲月吉先生。”

月吉先生一眼看見了順弟腦後的髮辮，不覺喊道，“燦嫂，你看這姑娘的頭髮一直拖到地！這是貴相！是貴相！許了人家沒有？”

這一問把順弟羞得滿臉緋紅，她牽著她弟弟的手往前飛跑，也不顧她姑媽了。

她姑媽一面喊：“不要跌了！”回頭對月吉先生說，“還不曾許人家。這孩子很穩重，很懂事。我家金灶哥總想許個好好人家，所以今年十四歲了，還不曾許人家。”

月吉先生說：“你開一個八字給我，我給她排排看。你不要忘了。”

他到了自家門口，還回過頭來說：“不要忘記，叫燦哥鈔個八字給我。”

二

順弟在上莊過了會場，她姑丈送她姊弟回中屯去。七月里天氣熱，日子又長，他們到日頭快落山時才起身，走了十里路，到家時天還沒全黑。

順弟的母親剛牽了牛進欄，見了他們，忙著款待姑丈過夜。

“爸爸還沒有回來嗎？”順弟問。

“姊姊，我們去接他。”姊姊和弟弟不等母親回話，都出去了。

他們到了村口，遠遠望見他們的父親挑著一擔石頭進村來。他們趕上去喊著爸爸，姊姊弟弟每人從擔子裡拿了一塊石頭，捧著跟他走。他挑到他家的舊屋基上，把石頭倒下去，自己跳下去，把石子舖平，才上來挑起空擔回家去。

順弟問：“這是第三擔了嗎？”

她父親點點頭，只問他們看的會好不好，戲好不好，一同回家去。

《胡適文集——我們所應走的路》

夢想與理想

       夢想做大事業，人或笑之，以為無益。其實不然。天下多少事業，皆起於一二人之夢想。今日大患，在於無夢想之人耳。

嘗謂歐人長處在敢於理想。其理想所凝集，往往托諸“烏托邦”（Utopia）。柏拉圖之Republic（《理想國》），培根之NewAtlantis（《新亞特蘭蒂斯》），穆爾（ThomasMore）之Utopia（《烏托邦》），聖阿格斯丁（St.Augustine）之CityofGod（《上帝城》），康德之KingdomofEnds（《論萬物之終結》）及其EternalPeace（《太平論》），皆烏托邦也。烏托邦者，理想中之郅治之國，雖不能至，心嚮往焉。今日科學之昌明，有遠過培根夢想中之《郅治國》者，三百年間事耳。今日之民主政體雖不能如康德所期，然有非柏拉圖二千四百年前所能夢及者矣。七十年前（1842年），詩人鄧耐生（今譯丁尼生，英國詩人）有詩云：

ForIdiptintothefuture，farashumaneyecould

see，

Sawthevisionoftheworld，andallthewonder

thatwouldbe;

Sawtheheavenswithcommerce，argosiesofmagic

sails，

Pilotsofthepurpletwilight，droppingdownwith

costlybales;

Heardtheheavensfillwithshouting，andthere

rain’daghastlydew

Fromthenations’airynaviesgrapplinginthe

centralblue；

Faralongtheworldwidewhisperofthesouthwind

rushingwarm，

Withthestandardsofthepeoplesplunging

through’thethunderstorm;

Tillthewardrumthrobb’dnolonger，andthe

battleflagswerefurl’d

IntheParliamentofman，theFederationofthe

world.

LocksleyHall

[譯文]

吾曾探究未來，憑眼極力遠眺，

望見世界之遠景，望見將會出現之種種奇蹟；

看到空中貿易不斷，玄妙之航隊穿梭往來，

駕紫色暮靄之飛行者紛紛降落，攜帶昂貴之貨品；

聽到天上充滿吶喊聲，交戰各國之艦隊在藍天中央廝殺，降下一陣可怖之露水；

同時，在遍及全世界之和煦南風奏響之颯颯聲中，

在雷電之轟鳴聲中，各民族之軍旗勇往直前；

直到鳴金收兵，直到戰旗息偃，

息偃在全人類之議會裡，在全世界之聯邦裡。

《胡適文集：中國哲學史大綱（套裝共2冊）》

       哲學的定義哲學的定義從來沒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暫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例如行為的善惡，乃是人生一個切要問題。平常人對著這問題，或勸人行善去惡，或實行賞善罰惡，這都算不得根本的解決。哲學家遇著這問題，便去研究什麼叫做善，什麼叫做惡；人的善惡還是天生的呢，還是學得來的呢；我們何以能知道善惡的分別，還是生來有這種觀念，還是從閱歷經驗上學得來的呢；善何以當為，惡何以不當為；還是因為善事有利所以當為，惡事有害所以不當為呢；還是只論善惡，不論利害呢；這些都是善惡問題的根本方面。必須從這些方面著想，方可希望有一個根本的解決。

因為人生切要的問題不止一個，所以哲學的門類也有許多種。例如：

一、天地萬物怎樣來的。 （宇宙論）

二、知識、思想的範圍、作用及方法。 （名學及知識論）

三、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為。 （人生哲學，舊稱“倫理學”）

四、怎樣才可使人有知識，能思想，行善去惡呢。 （教育哲學）

五、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管理。 （政治哲學）

六、人生究竟有何歸宿。 （宗教哲學）

哲學史這種種人生切要問題，自古以來，經過了許多哲學家的研究。往往有一個問題發生以後，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各人有各人的解決方法，遂致互相辯論。有時一種問題過了幾千百年，還沒有一定的解決法。例如孟子說人性是善的，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荀子說性是惡的。到了後世，又有人說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說性是無善無惡可善可惡的。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後和學派的系統，一一記敘下來，便成了哲學史。

哲學史的種類也有許多：

一、通史。例如《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之類。

二、專史。

（1）專治一個時代的，例如《希臘哲學史》《明儒學案》。

（2）專治一個學派的，例如《禪學史》《斯多亞派哲學史》。

（3）專講一人的學說的，例如《王陽明的哲學》《康德的哲學》。

（4）專講哲學的一部分的歷史，例如《名學史》《人生哲學史》《心理學史》。

哲學史有三個目的：

（一）明變哲學史要務，在於使學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學說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稱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學，並不是孔子的儒學，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學。但是這個不同之中，卻也有個相同的所在，又有個一線相承的所在。這種同異沿革的線索，非有哲學史，不能明白寫出來。

（二）求因哲學史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學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還須要尋出這些沿革變遷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學，何以不同於孔子、孟子的哲學？陸象山、王陽明的哲學，又何以不同於程子、朱子呢？這些原因，約有三種：

（甲）個人才性不同。

（乙）所處的時勢不同。

（丙）所受的思想學術不同。

（三）評判既知思想的變遷和所以變遷的原因了，哲學史的責任還沒有完，還須要使學者知道各家學說的價值，這便叫做評判。但是我說的評判，並不是把做哲學史的人自己的眼光，來批評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種“主觀的”評判，沒有什麼大用處。如今所說，乃是“客觀的”評判。這種評判法，要把每一家學說所發生的效果表示出來。這些效果的價值，便是那種學說的價值。這些效果，大概可分為三種：

（甲）要看一家學說在同時的思想和後來的思想上發生何種影響。

（乙）要看一家學說在風俗政治上發生何種影響。

（丙）要看一家學說的結果可造出什麼樣的人格來。

例如古代的“命定主義”，說得痛切的，莫如莊子。莊子把天道看作無所不在，無所不包，故說“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因此他有“乘化以待盡”的學說。這種學說，在當時遇著荀子，便發生一種反動力。荀子說“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所以荀子的《天論》極力主張征服天行，以利人事。但是後來莊子這種學說的影響，養成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會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種達觀主義；不好的效果，便是懶惰不肯進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淵明、蘇東坡；不好的便是劉伶一類達觀的廢物了。

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的位置世界上的哲學大概可分為東西兩支。東支又分印度、中國兩系。西支也分希臘、猶太兩系。初起的時候，這四係都可算作獨立發生的。到了漢以後，猶太系加入希臘系，成了歐洲中古的哲學。印度系加入中國系，成了中國中古的哲學。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勢力漸衰，儒家復起，遂產生了中國近世的哲學，歷宋元明清直到於今。歐洲的思想，漸漸脫離了猶太系的勢力，遂產生歐洲的近世哲學。到了今日，這兩大支的哲學互相接觸，互相影響。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或竟能發生一種世界的哲學，也未可知。

中國哲學史的區分中國哲學史可分為三個時代：

（一）古代哲學自老子至韓非，為古代哲學。這個時代，又名“諸子哲學”。

（二）中世哲學自漢至北宋，為中世哲學。這個時代，大略又可分作兩個時期：

（甲）中世時期。自漢至晉，為中世時期。這一時期的學派，無論如何不同，都還是以古代諸子的哲學作起點的。例如《淮南子》是折衷古代各家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王充的天論得力於道家，性論折衷於各家；魏晉的老莊之學，更不用說了。

（乙）中世第二時期。自東晉以後，直到北宋，這幾百年中間，是印度哲學在中國盛的時代。印度的經典，次第輸入中國。印度的宇宙論、人生觀、知識論、名學、宗教哲學，都能於諸子哲學之外，別開生面，別放光彩。此時凡是流的中國思想家，如智、玄奘、宗密、窺基，多用全副精力，發揮印度哲學。那時的中國系的學者，如王通、韓愈、李翱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們所有的學說，浮泛淺陋，全無精闢獨到的見解。故這個時期的哲學，完全以印度係為主體。

（三）近世哲學唐以後，印度哲學已漸漸成為中國思想文明的一部分。譬如吃美味，中古第二時期是仔細咀嚼的時候，唐以後便是胃裡消化的時候了。吃的東西消化時，與人身本有的種種質料結合，別成一些新質料。印度哲學在中國，到了消化的時代，與中國固有的思想結合，所發生的新質料，便是中國近世的哲學。我這話初聽了好像近於武斷。平心而論，宋明的哲學，或是程朱，或是陸王，表面上雖都不承認和佛家禪宗有何關係，其實沒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學說的影響的。這種影響，約有兩個方面：一面是直接的。如由佛家的觀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到孟子的“盡心”“養心”，到《大學》的“正心”，是直接的影響。一面是反動的。佛家見解儘管玄妙，終究是出世的，是“非倫理的”。宋明的儒家，攻擊佛家的出世主義，故極力提倡“倫理的”入世主義。明心見性，以成佛果，終是自私自利；正心誠意，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倫理的人生哲學了。這是反動的影響。

      明代以後，中國近世哲學完全成立。佛家已衰，儒家成為一尊。於是又生反動力，遂有漢學、宋學之分。清初的漢學家，嫌宋儒用主觀的見解，來解古代經典，有“望文生義”“增字解經”種種流弊。故漢學的方法，只是用古訓、古音、古本等等客觀的根據，來求經典的原意。故嘉慶以前的漢學、宋學之爭，還只是儒家的內訌。但是漢學家既重古訓古義，不得不研究與古代儒家同時的子書，用來作參考互證的材料。故清初的諸子學，不過是經學的一種附屬品，一種參考書。不料後來的學者，越研究子書，越覺得子書有價值。故孫星衍、王念孫、王引之、顧廣圻、俞樾諸人，對於經書與子書，簡直沒有上下輕重和正道異端的分別了。到了近世，如孫詒讓、章炳麟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發明諸子學。於是從前作經學附屬品的諸子學，到此時代，竟成專門學。一般普通學者，崇拜子書，也往往過於儒書。豈但是“附庸蔚為大國”，簡直是“婢作夫人”了。

      綜觀清代學術變遷的大勢，可稱為古學昌明的時代。自從有了那些漢學家考據、校勘、訓詁的工夫，那些經書子書，方才勉強可以讀得。這個時代，有點像歐洲的“再生時代”（再生時代西名Renaissance，舊譯文藝復興時代）。歐洲到了“再生時代”，昌明古希臘的文學哲學，故能推翻中古“經院哲學”（舊譯煩瑣哲學，極不通。原文為Scholasticism，今譯原文）的勢力，產出近世的歐洲文化。我們中國到了這個古學昌明的時代，不但有古書可讀，又恰當西洋學術思想輸入的時代，有西洋的新舊學說可供我們的參考研究。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兩大潮流匯合以後，中國若不能產生一種中國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

      哲學史的史料上文說哲學史有三個目的：一是明變，二是求因，三是評判。

但是哲學史先須做了一番根本工夫，方才可望達到這三個目的。這個根本工夫，叫做述學。述學是用正確的手段，科學的方法，精密的心思，從所有的史料裡面，求出各位哲學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淵源沿革和學說的真面目。為什麼說“學說的真面目”呢？因為古人讀書編書不細心，往往把不相干的人的學說併入某人的學說（例如《韓非子》的篇是張儀說秦王的書。又如《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決不是墨翟的書）；或把假書作為真書（如《管子》《關尹子》《晏子春秋》之類）；或把後人加入的篇章，作為原有的篇章（此弊諸子書皆不能免。試舉《莊子》為例，莊子書中偽篇多。世人竟有認《說劍》《漁父》諸篇為真者。其他諸篇，更無論矣）；或不懂得古人的學說，遂致埋沒了（如《墨子·經上》諸篇）；或把古書解錯了，遂失原意（如漢人用分野、爻辰、卦氣說《易經》，宋人用太極圖、先天卦位圖說《易經》。又如漢人附會《春秋》來說災異，宋人顛倒《大學》任意補增，皆是其例）；或各用己意解古書，鬧得後來眾說紛紛，糊塗混亂（如《大學》中“格物”兩字，解者多至七十餘家。又如老莊之書，說者紛紛，無兩家相同者）。有此種種障礙，遂把各家學說的真面目大半失掉了。至於哲學家的一生行事和所居的時代，古人也不留意。老子可見楊朱；莊周可見魯哀公；管子能說毛嬙、西施；墨子能見吳起之死和中山之滅；商鞅能知長平之戰；韓非能說荊、齊、燕、魏之亡。此類笑柄，不可勝數。 《史記》說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歲，或言二百餘歲，又說孔子死後一百二十九年，老子還不曾死。那種神話，更不足論了。哲學家的時代，既不分明，如何能知道他們思想的傳授沿革？荒謬的是漢朝的劉歆、班固說諸子的學說都出於王官；又說“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漢書·藝文志》。看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太平洋》雜誌卷第七號）。諸子既都出於王官與六經，還有什麼別的淵源傳授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