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丹的研究，爲我們展現了一幅充滿人與物劇烈遷移、文化交融和變容的、激盪的世界歷史圖卷。然而，他的研究並不是對全球主義的分析，而是關於20世紀前半葉的日本歷史。

本書並不着眼於作爲大歷史的政治，而是從住宅、傢俱、衣服、鞋子、舉止、食品等乍一看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文化出發，來描繪近代日本和美國等產生的複雜網絡。這正是本書深奧的妙趣所在。

——五十嵐太郎（日本東北大學教授、日本著名建築史學家、建築評論家）

物質文化有着暴露在文獻資料中語焉不詳的政治及社會行爲諸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充滿了被人們視作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哪怕人們並未明確意識到這一點。

——喬丹•桑德

★費正清東亞研究獎獲得者——喬丹•桑德傾力之作；

★150餘幅珍貴歷史圖片，解碼不被“大歷史”關注的近代日本日常生活文化；

★從傢俱、食物、服飾、行爲、城市空間，洞見殖民主義的深遠影響；

★展現充滿人與物劇烈遷移、文化交融和變容的、激盪的歷史圖卷；

★全新視角，富於創見和啓發。

本書從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通常不被國家“大歷史”講述的物品和事件出發，對於20世紀上半葉以日本爲中心的環太平洋地區的住宅、傢俱、食物、衣服、鞋子、行爲舉止、城市空間等的變遷進行了細緻考證和生動解說。包括：明治晚期日本上流階級的“洋間”生活和室內裝飾中如何處理歐洲規範的影響、味精的全球擴散歷程、坐在地板上或椅子上的交織衝突及藤椅的傳播、“文化生活”言論和“文化住宅”的興衰、從海外殖民地至東京的“觀光旅行”、沖繩人的豬肉與美軍的關係，等等。在廣闊的時空框架中，作者展現了一幅充滿人與物劇烈遷移、文化交融和變容的、激盪的歷史圖卷，揭示了近代日本和美國等產生的複雜網絡和殖民主義的深遠影響。 作爲一名同時在美國和日本執教的學者，作者的視角新鮮有趣，富於創見。書中更收錄了150餘幅珍貴歷史圖片，集可讀性、專業性和新視角於一體。

喬丹•桑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東京大學建築史碩士，目前在美國喬治城大學和日本早稻田大學擔任教授，講授日本歷史和文化及其他東亞歷史課題，如城市史和世界食物史。他在東亞建築、日常生活和物質文化等領域著述廣泛。著有《本土東京：公共空間，在地歷史，拾得藝術》等，其著作《現代日本家與居》（House and Home in Modern Japan: Architecture, Domestic Space, and Bourgeois Culture, 1880-1930）曾獲得2004年的費正清東亞研究獎。

引言 帝國內的環流與不對稱接觸 / 001

第一章 明治時代的內飾趣味是不是“東方主義”的？ / 021

第二章 味之素/ 味精：味道、帝國與全球化 / 069

第三章 1 9 0 8 年的“紳士協定”：太平洋史的部分片段 / 121

第四章 “文化住宅”：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亞洲的世界文化夢/ 171

第五章 亞洲殖民地的熱帶傢俱與行爲舉止 / 217

第六章 東京何以是帝都？ / 255

結語 帝國之間的夏威夷與沖繩 / 301

 中文版序

本書的六個中心章節都基於首先以英語發表的文章以及書中的章節，在收入本書時又對它們進行了廣泛的修正。引言和結語乃是專爲本書而作。本書首先被翻譯成日語，並由巖波書店在2015 年出版。值此中文譯本出版之際，我向中譯者焦堃以及清華大學出版社的各位編輯表示衷心的感謝。我也要向本書日文譯本的譯者天內大樹表示感謝，日文譯本爲本書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本書中的所有篇章在許多方面都脫胎於我的本書——《日本近代家與居——建築、居住空間與中產階級文化（1880—1930）》（House and Home in Modern Japan : Architecture, Domestic Space, and Bourgeois Culture, 1880-193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所分析過的主題。我接受了一個日本史學者的專業訓練，而這本書考察了日本的知識分子、建築師和教育家們對來自西方的社會概念和物理形式進行吸收和轉換，以構建一種新的資產階級文化的複雜過程。這看起來似乎與“帝國”這一主題並沒有什麼關係，而且當我開始寫作這本書時，我並沒有對兩者之間的關聯給予太多的關注。然而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愈發清晰地意識到，日本圍繞着形成近代精英文化而進行的努力受到了20 世紀初它同時作爲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這一特殊處境的深刻影響。這一處境的歷史，以及日本與美利堅帝國之間的長期關係，共同構成了本書的基礎。

我相信，當讀者們看到一本關於“日本帝國”的書時，他們首先會想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以及日本軍隊的野蠻。本書並沒有對那段殘酷的歷史提出任何異議，不過它所關注的是帝國以及帝國主義的其他方面。文化通常被認爲是政治領域之外的東西，而本書中的篇章則顯示：日常生活情境，諸如住宅、傢俱和食品等物質始終與近代文化和帝國政治緊密糾纏在一起。對於亞太地區的日本殖民帝國，緊隨日本在“二戰”中的戰敗而來的、在結構上迥然不同的美利堅軍事基地及消費資本主義帝國，以及其他形式的帝國來說，情況都是如此。爲了充分認識帝國，除了政治和軍事維度之外，我們還必須從文化維度來尋求接近它們的途徑。而這樣做也會影響到我們如何思考“近代性”和“近代化”。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我所採取的途徑是嘗試一種開放的歷史編纂的風格，它不受官方文獻記錄或是其他任何一種史料類型的束縛。我相信歷史寫作基本上是一種憑藉想象力的工作。這並不是說歷史學者們可以自由地發明出他們想要的，而是說過去是一種未完成的東西，我們必須賦予其形狀。歷史是一個擁有幾乎無限多圖案的萬花筒，我們必須選擇突出哪些圖案，並使其清晰易懂。我所揭示的圖案既是空間性的，在同樣程度上也是時間性的，它們透露出將看似不相關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聯繫起來的多樣的線索，而不是畫出指向單一結論的因果聯繫的直線。我一直在不斷地向史料追問：從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想象出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我們應當想象些什麼？我們可以從過去世界和當今世界之間的連續性及非連續性中學到些什麼？

通過考察那些通常不能被包括進國家和帝國“大歷史”中的物品和事件，我還試着勾畫出一幅關於普通人的跨國家的歷史圖像。這幅圖像以日本爲中心，但並不將日本這個國家作爲一個穩定不變的實體。對於在西方受過訓練的明治政治家、夏威夷的沖繩移民以及中國臺灣少數民族來說，“日本”並不意味着同樣的東西。過去國家意義的不穩定性應當讓我們想到當今國家人爲建構起來的性質。

當這些多種多樣的歷史參與者發生接觸，而這些接觸在日常行爲以及通俗表現形式中受到觀察時，帝國近代性的矛盾之處經常會看起來充滿諷刺性，正如它們經常也是悲劇性的。有時它們甚至很好笑。不過諷刺和幽默並沒有減少帝國帶來的暴力和壓迫。比如，如果我們因爲關於“臺灣生番少女”的笑話而發笑，那這同時提醒着我們，這種愉快使得我們至少間接地成了對她們進行壓迫的犯罪的同謀。

幸運的是，歷史的潮流已經將20 世紀上半葉統治着世界的殖民帝國滌盪一空。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已經解決甚至是完全把握了殖民主義所帶來的問題。本書中的篇章展示了歷史大潮在太平洋沿岸留下的殖民帝國的碎片。通過撿拾並以這種方式來整理它們，我希望能夠爲讀者們提供有用的材料，以思忖帝國的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聯繫。

喬丹•桑德

2019年6月

★ 一部華族概覽，展示華族在三個時代、78年間對日本近代歷史的影響

★ 三島由紀夫《鹿鳴館》，太宰治《斜陽》，以及電影《安城家的舞會》等文藝作品中展現的華族，其真實面貌究竟爲何？

★ 本書以華族後裔團體霞會館編纂的《平成新修 原華族家系大成》爲基礎寫成，作者小田部雄次多年來專注日本近代皇室及舊華族研究

★ 擇重點介紹了著名華族成員的社會影響與個人成就。卷末附全1101家華族一覽，收錄封爵者姓名、爵位、出身與功績、家族延續時間等詳細項目

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頒佈《華族令》，宣佈由公卿、諸侯和維新功臣等家族共同組成新階層“華族”。華族擁有封爵，世襲地位與資產，是日本近代史上特殊的貴族階層。在長達78年的時間裏，華族作爲“皇室之藩屏”，對日本近代各方面均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然而，隨着日本走向戰爭，這一貴族羣體終在1947年因華族制度的廢除而消失。本書從文獻史料出發，揭開朦朧表象，講述華族歷經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的真實興衰。

小田部雄次

1952年生於東京都。1985年於立教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研究科完成博士課程。曾任立教大學臨時講師等職，現爲靜岡福祉大學教授。專業爲日本近現代史。著有《華族財產關係資料》《德川義親的十五年戰爭》《梨本宮伊都子妃日記》《皇宮與女官》《四代天皇與女人們》《傳家寶的去向》《李方子》《皇族》《天皇與宮家》等。

序章大衆印象中的華族——點綴鹿鳴館的人們／001

第一章華族的成立／010

1從公卿、諸侯到華族／010

2《華族令》與“公、侯、伯、子、男”爵位的制定／017

3作爲上流階層所擁有的特權及所盡義務／039

第二章“天選階層”的基本結構／052

1華族之全貌／052

2華族會館與學習院／070

3第十五國立銀行的建立與華族農場／088

4明治時期對華族的批判／099

第三章過度膨脹的華族——從明治到大正／113

1日清、日俄戰爭與華族的“軍人化”／113

2從無業者到女電影演員——多樣化的職業／135

3朝鮮貴族們的苦惱／155

4貴族院／176

第四章通向毀滅之路——從大正到昭和／195

1經濟基礎的瓦解／195

2西園寺公望與“改革華族”的崛起／218

3醜聞／234

4日中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250

終章日本式“貴族”的終結——戰敗與戰後／268

後記／293

史料及參考文獻／298

附錄華族一覽／306 

前 言

“華族”並不是一個我們耳熟能詳的詞語。曾經的明仁皇太子妃，也就是那位非“原華族”出身的正田美智子（現爲皇后A），因平民出身而備受國民期待。德仁（浩宮）皇太子妃小和田雅子（現爲皇太子妃）同樣因“平民出身”而受到歡迎，但隨後有傳言說，“由於她不是原華族家族出身，因此在宮中的生活倍加辛苦”。

在明仁天皇的長女清子內親王（紀宮）訂婚時，一些人就“其訂婚對象黑田慶樹是否爲原華族出身”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以“黑田”爲姓氏的華族曾有九家，想必已經有人對其家族譜系做過非常詳細的調查。從其譜系來看，黑田慶樹的父親名爲黑田慶次郎，黑田慶次郎的姐姐德子嫁入了原華族的稅所子爵家，他的哥哥黑田慶一郎的妻子，即黑田治子，出身於秋月子爵家族。因此，黑田慶樹本人雖然並非出身於原華族中九個“黑田家”之一，卻也可以說是華族的遠親。

“華族制度”創立於明治維新不久後的1869年（明治二年），華族屬於特權上流階層。該制度存續了78年，終由於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敗、新憲法於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施行而被廢止。“華族制度”被廢除雖已經過了半世紀有餘，它卻依然爲人們所津津樂道，由此可見其意義之重大。那麼，“華族”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很難用簡單的一句話來給“華族”下一個定義，如果非要說的話，也只好借用當時的說法，即“皇室之藩屏”，也就是說華族是一些“守護着天皇家的人”。這個定義同時也簡明易懂地說明了華族所肩負的歷史使命。

然而，彼時華族的真實情況卻並非如此簡單。這些華族在當時都做過什麼呢？爲人所知的是作爲貴族院議員參與國政，但他們在議會上做的事情卻並非始終不變，並且也不是所有華族都是貴族院議員。這些華族在貴族院外更是各有各的道路，這些人的職業、所屬社會集團、年齡以及家庭情況均不同。

實際上，就連“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爲華族”這一原則性問題都沒有定論。成爲華族的條件曖昧不明且因時而異。

明治維......

華族的起源

華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69年6月17日這一天。

此時，日本將首都遷至東京還不滿一年，也是原幕府軍同新政府軍之間進行的戊辰戰爭中最後的戰役一一箱館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個月。

行政官達第543號規定“廢止公卿、諸侯之稱，改稱華族”。此後，公卿和諸侯均改稱華族，這一“同族集團”正式誕生。

所謂的“公卿”，嚴格來說應該分爲“公”(太政大臣及左、右大臣)和‘(大、中納言，參議，以及三位以上的朝廷官員)，其中大多數人要麼是“殿上人”，要麼是“堂上”，也就是說，他們都是有資格進入禁中清殿的人物。換句話說，都是一些官位在四五位以上的人，還有就是六位中的藏人。

所謂的諸侯，指的則是藩主(大名)，但並非所有的藩主都可以稱爲諸侯，這需要他們的俸祿達到一定標準才行。按照德川幕藩時代的標準，俸祿達到一萬石以上的藩主纔可以稱爲諸侯。

雖然這些人在幕末維新的動盪之中捨棄了原有的身份地位，但在這一以天皇爲頂點的新時代中，他們又重新獲得了高於士族和平民的社會地位，成了新設立的貴族集團中的一員。在幕藩時代，公卿的地位原本並不算高，隨着幕末尊王論的興起以及以天皇爲中心的統一國家的誕生，他們獲得了同原藩主同等的地位。

6月17日同時也是接受薩摩、長州等藩版籍奉還的日子，曾經的大名將領土和人民奉還於天皇，自己則成了藩的知事。

設置華族的意義在於將曾經的公卿和諸侯，即朝廷的公家與版籍奉還後的藩知事做同等對待。宣佈設立華族當天的行政官達之中還出現了“官

武一途”的字樣，這就需要從前一年發佈的“五條承諾”說起。爲了貫徹王政復古的思想，首先需要廢止“官武”之別。

6月17日這天，有427個家族獲得了華族的身份，其中公卿142家，諸侯285家。雖然名義上要同等對待，但華族中公卿出身的人被稱爲“公家華族”，諸侯出身的人則被稱爲“武家華族”

設立華族的審議及名稱的由來

圍繞設立華族這一問題，以巖倉具視(1825~1883)爲中心，伊藤博文(1841~1909)、廣澤真臣(1833~1871)、大久保利通(1830~1878)以及副島種臣(1828~1905)等人進行了審議工作，並且就“公卿與諸侯同等對待”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然而關於對這一新階層的稱呼問題，他們的意見出現了分歧。伊藤博文主張使用“公卿”，廣澤真臣、大久保利通和副島種臣主張稱爲“貴族”，而巖倉具視則認爲應當從“勳家”“名族”“公族”“卿家”之中選一個作爲

前述行政官達中“稱爲華族”這一內容中的“華族”兩個字，之前一直是白，其名稱難以確定。在6月7日的草案中，還保留着這樣一份附箋，上面記錄了當時大久保利通和副島種臣提出的“貴族”與巖倉具視主張的“名族”分庭抗禮的情形，直到10日才最終決定採用“華族”。然而，具體經過以及到底是誰確定了“華族”這一稱謂，現在仍舊不得而知。

“華族”其實是當時有着公卿家系的清華家的別稱。據說“華族”這個稱直到平安時代末期爲止，都是一個比較好的家系美稱，一直與“英雄”“清華”“英華”“公達”等稱謂通用(用例可見平安末期藤原宗忠日記《記》以及九條兼實日記《玉葉》等)。

後來由於出現了公卿家格，“華族”便成了地位僅次於攝政、關白等攝家的清華家的別稱。所謂“清華”，意思是“優秀家系”，即可成爲攝政、白之次的“三公”(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的家系，亦稱“花族”“華族”這個有着悠久歷史的詞語在明治維新後成了公卿和諸侯的總稱，也因此被賦予了新的含義。

“皇室之藩屏”

1871年(明治四年)7月，華族接到了“必須定居東京”的命令。10月10日，天皇降旨華族，曰:“華族立於四民之上，應爲衆人之表率。”隨後，從10月22日開始，天皇用三天時間在小御所代(同京都御所中的小御所相同的房間，位於赤阪臨時御所中)分批召見了所有華族的家族

長，並再次向他們傳下“華族在國民中地位尊貴且重要”的御旨。這樣一來，等於公開闡明瞭華族作爲皇族近臣，位列國民階層之上這一事實。

華族一般被稱爲“皇室之藩屏”。“藩屏”者，“外郭”也，也就是守護天特殊集團的意思。皇族有時候也被稱爲“皇室之藩屏”。所謂“皇族”，名思義就是“有資格繼承皇統的家系”，與此相對的“華族”，也就是“汐資格成爲天皇的家系”。

據說“皇室之藩屏”一語產生於明治初期，使用於王政復古之後。

華族之中的公家華族，自古以來便爲皇室效力，盡守護之職。相反，武家華族在明治維新之前則屬於皇室的敵對勢力。因此，把除公卿外的諸侯也編入華族之中，實有重大意義。與此同時又規定了“華族爲皇室之藩屏”，使其得以成爲天皇之近臣，獲得了超越曾經的士族和平民的上流階層的地位。

另外，華族通過聯姻的方式強化了同皇室的關係。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只有皇族或五攝家等上流華族出身的女性纔有資格成爲皇后。這是從律令制時代開始一直持續到幕末的習慣做法。

奈良時代的律令中規定了天皇的配偶有皇后一人、妃二人、夫人三人、嬪四人等，這些人必須爲皇家女子或勢力強大家族出身的女子。到了平

安時代攝關政治時期，又增加了“女御”、“更衣”和“御息所”等，其中將從出身於攝關家併成爲女御的女子中選取。這種天皇家的婚姻習慣在維新後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的《皇室典範》中規定，只有“同族或通過聖上旨意特別許可的華族”纔有資格成爲皇后。

此外，只有公爵和侯爵家的女子纔可成爲皇族妃。皇室與公爵、侯爵家族通過聯姻的方式成爲一體。另外，公爵、侯爵家同伯爵、子爵、男爵家也會聯姻，家族之間的關係逐漸複雜化。由此，皇室同華族也成了姻親關係的集合體。

78年時間，1011個家族

在討論華族的歷史之前，我們先簡略地回顧一下華族的“立體形象”。首先，到底有多少人被稱爲華族呢?對此，明治時代以來出版了很多相關的“華族名簿”和“華族名鑑”，只要翻看這些文件，便不難回答這一題。我們將參考《平成新修原華族家系大成》這一資料進行考察。

《昭和新修華族家系大成》是由原華族家族間的親睦組織一一霞會館負責編撰的，《平成新修原華族家系大成》是它的修訂版。該資料介紹了這78年時間裏華族家族及其成員的譜系、現在的家系、現任家族長的職業和住所，甚至包括電話號碼等。可以說，這是瞭解華族最權威的基礎文獻。

按照此文獻的記載，在總共78年的時間裏，享有“華族”這一稱號的共有1011個家族。但需要注意的是，有時因爲新敘爵者的出現或有人自願放棄爵位，再或者由於婚姻關係或養子關係而發生戶籍上的變動等，華族的具體數量會發生較大變動，這1011個華族家族也並非存在於同一時期。而且，這一數字只是敘爵家族數的總和，在頒佈《華族令》時已不屬於華族的大澤(原遠江、堀江藩主)和淺野(原廣島新田藩主)兩個家族並不在其中。

1869年設立華族時，公卿有142家，諸侯有285家，共計427家。1884年《華族令》設立爵位後，一些藩士加入了華族的行列，華族家族數變爲509家。1947年華族制度被廢止時，共有889個華族家族存留。順便說一句，華族最多的時候是在1929年(昭和四年)，總共有955個家族。

開設學習院

學習院作爲華族子弟教育機構，於1876年由華族會館着手創立。學習院由會館中的勉學局發展而來，並於第二年開校(“學習院”的名稱源自幕末設立於京都的公卿學校，而同校已於1868年改爲大學寮代，並與皇學所合併後成爲京都府立中學)。 

學習院是以英國貴族學校爲模板設立的，也就是說，華族會館在設立之初就對華族子弟的教育問題非常重視。同時，作爲避免會員脫離的手段，華族會館也在積極地召開學習會。

講義課程每週兩次，講師的陣容包括加藤弘之、元田永孚、尾崎三良等一線學者，學習內容包含法律、儒學、歷史等多個領域。這一學習會爲開設學習院提供了保障。“作爲華族應深思熟慮並擁有廣闊的視野”，在這一理想的基礎上，開設學校的諸般事務得以開始進行。

特別是在1875年(明治八年)10月，因明治天皇第一次駕臨華族會館

時有“相互勉勵精研學術……盡忠於皇室之所”之語，開設學校的呼聲空肓高漲。在柳原前光提出的建學獎勵以及立花種恭(原筑後三池藩主)等人的建議下，開設華族學校一事進入具體計劃階段。此後，在學習院初代院長立花種恭等人的運作下，明治天皇賜下經費(從1877年開始的15年，每年獲得經費1.5萬日元)及用地(位於神田錦町的8000坪土地)，學校的運作經費定爲每年2.4萬日元，不足的部分從會員中徵收。

工資方面，院長的年薪爲350日元，學監(一等教師)的月工資爲25日元，同時規定“從士族和平民階層選取錄用的人，除每月的工資外，還要發放補助金”(「華族會館史』)。這樣一來，士族和平民出身的一等教師月工資可達70日元以上，五等教師的月工資也在10日元以上，高於華族出身的教員。這應該是爲招募優秀人才而採取的策略。1886年，剛上任的小學教員的月工資也只有5日元而已。可見，士族、平民出身的學習院教員的待遇還是很不錯的。值得一提的是，若考慮到這些教員在教授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學生時所承受的精神壓力的話，說不定這一待遇正合適。

學習院的變遷

日本早在1872年就已經頒佈了學制，並在全國範圍內建起小學。華族則希望建立一套單獨的教育體系，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們作爲精英階層特有的心氣。但是反過來看的話，也可以認爲這一舉動擴大了子弟間教育的差異。

全國統一入學的學校制度如實地展現出學生們在出身家庭的經濟與個體能力上的差距，這讓他們認識識到了這個社會中存在的一些矛盾。雖然地主家的孩子和佃農家的孩子可以坐在同一間教室裏學習，但無論是他們的穿着還是食用的便當必定大相徑庭。對於一個上下學都需要人力車接送的華族女孩子來說，要與衆多貧民子弟一同學習，無論對精神層面還是身體方面都是一種磨鍊吧!

學校就是社會的一個縮影，社會中的矛盾也會出現在校園之中。在這樣一個經濟、地位差距顯著的社會中，可以說“分校而治”的舉措也是不得已而爲之。

此後，學習院從華族會館中分離出來，並於1882年(明治十五年)交由文部卿管轄，兩年後又成爲宮內省管轄的官立學校。在經歷了種種變遷後，學習院的規模也得到了擴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校址的遷移以及女子學部發生的變化。

當時有一些人認爲應禁止男女同校，並且社會上要求設立華族專屬女子學校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因此，在1885年，女子學部被廢止，在四谷仲町建立了新的華族女子學校(後來校址遷移到麹町區永田町)。

1906年，華族女子學校併入學習院，成爲學習院女子學部。1918年，女子學部遷至青山，重新成爲獨立的女子學習院。

學習院本校方面，校址從麴町區三年町遷至四谷尾張町，又在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遷至北豐島郡高田村目白地區(即今豐島區目白)，也就是現在學習院的所在地。

這期間，學習院於1889年在三浦梧樓院長的主導下進行了學制改革，通過制定校規、規範服飾加強了同皇室的關聯。1907年，乃木希典成爲院長，在學習院推行全寮制等軍事化教育。雖然很難說這種追求整齊劃一的軍人精神的教育方式是否曾被華族子弟接受，但這也體現了學習院教育方針的一個側面。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學習院作爲培養下一代“皇室之藩屏”的教育機構，在實際運營的過程中並沒有按照開學之初人們對其期待的一般發揮應有的作用。雖說的確培養了處於“國民中重要地位”的華族應有的特權意識，但很難說學習院所有的畢業生都將才華投入了守護皇室或成爲國民之楷模這一理想之中。在學習院建立以來漫長的歷史之中，不僅有人對皇室持否定態度，還有人因沉溺於奢靡華美的生活而引起國民的不滿。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理想落空的情況，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華族集團內的人出身本來就多種多樣，作爲其子弟的華族自然也就不具備統一性;其次，學習院院長的選任也沒有嚴格把控“華族出身”這一要求;最後，學習院的教育方針受時代影響變化幅度較大。

1945年(昭和二十年)戰敗後，隨着皇室地位的變化，華族制度也被廢止，學習院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然而在與佔領軍交涉後，學習院在保留傳統的同時，得以以一所男女同校的私立學校的形式保留，其規模也擴大到從幼兒園到研究生院多個階段，學科也有所增加。衆所周知，皇族與舊華族的後代依舊就學於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