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知名藝術史學者、牛津大學榮休教授柯律格明代藝術代表作

◇ 以藩王為主要研究對象，填補明朝藝術史學研究空白

◇ 譯文、插圖全面煥新，增補作者親筆序言

2. 一部向「權威」歷史發問的開拓之作，探索藩王的藝術貢獻與政治意義

◇ 南北兩京是明朝的中心，朝廷與士人是明史的主角。歷史的聚光燈之外，生活在「邊緣」地域、作為「他者」存在的藩王過著怎樣的生活，又如何透過藝術影響王朝的發展？

◇ 以藩王的物質文化為線索，以跨文化的比較視角反思被史學界長期忽視的明代宗藩及其文化參與，試圖建構更全面多元的明史敘事

3. 立足於實地與實物的學術考察，開啟一場豪華豐富的「藩王」主題藝術之旅

◇ 太原的晉祠和崇善寺、武漢的「梁莊王珍藏」、濟南的「魯王之寶」、成都的蜀王陵遺跡……以藩王為線索，串聯中國各省的藝術寶藏

◇ 建築、書法、繪畫、金銀器、青銅器、樂器…不問媒材，多角度、多層次展現明朝藩王的文化參與

4.巫鴻、趙世瑜、霍吉淑、賴櫟芝、黃小峰等中外知名學者聯袂推薦！

拱衛皇室為“藩”，展現皇權為“屏”，明代藩王被賦予藩屏天下的重任，後人卻道他們是百無一用的貴族寄生蟲。然而正是這些“無用之人”，為世人留下無數珍寶。

晉王的崇善寺，肅王的玄妙觀；周王的《東書堂帖》，魯王的《畫法大成》；瀟王的仿古銅鼎，梁王妃的寶石金簪……還有寧化王的老陳醋，無處不見宗藩的參與或贊助。

柯律格透過對藩王物質文化的實地考察，展現了藝術對藩屏帝業的重要意義，從反思史學研究中的刻板偏見出發，力圖建構更全面、更多樣化的明史敘事。

柯律格（Craig Clunas）

牛津大學藝術史系榮休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士。曾於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長期從事策展與研究工作，並先後任教於薩塞克斯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和牛津大學。其研究及出版活動主要圍繞著明朝中國，同時也涵蓋20世紀及當代藝術。已出版的專著包括：《回音室：1897—1935年跨國的中國畫》《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蘊秀之域：中國明代園林文化》《明朝的圖像與視覺性》《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等。

黃曉鵑（譯者）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博士，獨立學者，從事明清社會史、宗教史及藝術史的研究。

第一章 「藩屏」 1

第二章 王家景觀 33

第三章 晉王的書法 81

第四章 周王的繪畫 125

第五章 梁王的珠寶 175

第六章 潞王的青銅器 211

第七章 燈憶 241

附錄 255

◇ 《藩屏》一書的再版證明此書的持續生命力，通過對考古資料、文獻記載以及傳世書畫和文物的綜合研究，揭示出世襲貴族在確立明代文化風尚和藝術趣味中所起的核心作用，矯正了以往研究中對文人和官僚主義的階級偏重，對理解和研究歷史和文化意義。此書並為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文化藝術拓出一條新的路徑，已經激發並將繼續激發進一步的探討。

—— 巫鴻（芝加哥大學教授，美國文理學院院士）

◇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本書原是寫給對中國歷史文化不太熟悉的英語讀者的，因此，選取明代藩王的藝術品味作為描述對像是不錯的選擇。當然，這一點對歷史學者，特別是明史學者以外的中國讀者來說也適用，畢竟關於明代藩王的研究著作很少。

—— 趙世瑜（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 針對藩王從事藝術活動的研究非常少，尤其像《藩屏》這樣從藝術作品的角度切入藩王具體生活，通過研究這些視覺圖像的產生與傳播，來掌握藩王的社交活動，溝通起帝王宮廷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關聯，可以說是第一本。

——黃小峰（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院長）

◇ 柯律格是研究明朝的傑出專家和學者，他關於收藏和明代社會的著作已經徹底改變了這一領域。 《藩屏》將他的工作引向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它是一項很大的貢獻，將會帶給我們新的、令人振奮的深刻見解。

——雷德侯（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系主任）

◇ 《藩屏》是一次特別的、雄心勃勃的嘗試，目的是同時講述藩國的歷史與地理，寫下藩國藝術生產的歷史。這是一本開拓性的專著，它試圖修正人們對明代藝術的理解。

——裴珍妮（多倫多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新版序：再讀《藩屏》

我的第一本書出版於1984年。在超過40年的寫作生涯中，我作為作者的一個習慣是不去回顧已經寫下的東西，在完成一個題目後頭也不回地轉向下一個。因此，讓我回顧你正在閱讀的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並再次思考其中提出的關於明代藝術與文化的課題，對我而言是個有點令人畏懼的任務。明代是我作為學者關注的焦點，但不是唯一的焦點。然而我並不畏懼，反而十分高興能有機會對本書的出版方、編輯與譯者表達誠摯的感謝。他們看到了再版《藩屏》的價值，並且十分溫和且有效率地修正了我的一些錯誤，令此書能夠以更好的面貌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我非常感謝他們。

需要說明的是，我的所有書（自然）都是以英語寫就的，最初面向的是英語讀者。這個讀者群很小，主要由中國藝術史學者與歷史學家組成。這反映了我研究的課題在英國的脈絡中是很晦澀的。這裡關於明代歷史與文化的知識並不普及，在中國盡人皆知的名字與歷史常識，在英國卻只有極少數專家才會知曉。如果中國讀者能透過翻譯從我的思考中汲取對你們而言有意思的內容，我當然會感到開心與榮幸。但似乎有必要強調，在我最初寫作這本書的時候，縈繞在我腦海中的問題是西方讀者知道（或不知道）什麼。一直以來，我都希望至少能讓英國讀者以對他們有意義的方式，獲得一定對明代歷史文化的了解（當然，這並不取決於我，而是取決於他們是否願意有所了解）。

我想先講講我是如何「發現」明代藩王及其文化角色的。最膚淺的答案是：我根本沒有「發現」他們，他們其實一直都在那裡。但在某種程度上，在我接觸的有關中國藝術或明代歷史的英文學術文獻中，明代藩王可以說是一個「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的課題。這樣說的意思是，當文獻中提及藩王時（這種情況其實非常少見），他們通常被認為無關緊要，或是被醜化為那個時代裡完全負面的角色，是一種文化和歷史編纂中的「黑洞」。在本書的第一章，我解釋了出現這種情況的一些原因，以及直到目前為止藩王在明代綜述中被忽略的原因（其中一些原因較為容易理解）。 1991年，我開始研究明代庭園文化。早在那時，我就驚訝地發現明朝北京城內的一些名園不屬於士人精英，而屬於世襲貴族。因此，我心中一直

都知道，文人並非唯一值得關注的族群。回顧筆記，我意識到自己首次公開討論這個主題是在2005年5月。當時，我在倫敦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就明代貴族的文化贊助這一主題發表演講。而早在同年2月，我就已經開始記下關於這個主題的一些想法了，包括當我們談論明代統治者的兒子時，為什麼應該將“王”翻譯為英語中的“king”（國王）而非“prince”（皇子）。如讀者所知，我沒能成功地說服西方的歷史學者，在幾乎所有英文明代論述中，「prince」仍然是「王」的標準譯法；所幸這對中國讀者而言不成問題。 2004年初，我出版了一本以文徵明（1470—1559）的生平與藝術事業為主題的專著。從那年起，我還做了一系

列公共講座，講座內容構成了我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專書的基礎。這本專著從小的視角（一個明代人的生平）轉向了對明代視覺與物質文化的更宏觀的探討。在從特殊走向一般的過程中，我顯然開始思考明代文化的多樣性，而不局限於在歷史上處於明代論述中心的江南文人，即便當時我自己也傾向於只關注江南文人的著作與藝術作品。我開始探索江南大都市之外的明代文化，

並且很快就發現，江南與明帝國其他地方不同的一個特徵在於，這裡的社會景觀中完全沒有貴族人物。宗室成員生活在帝國其他地方。我開始好奇我們能從這些貴族階級身上了解什麼，畢竟我所讀到的醜化藩王的單一敘述完全不能令人滿意。藩王一定不止如此吧？於是，我展開了調查。

回顧2005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講座的講稿，我發現自己當時閱讀的是一些權威的明清史料，尤其是當時的畫論。諸如17世紀《名畫錄》的這類文獻讓我知道了明代宗室成員會進行藝術創作。但我很快就意識到還有許多更具體的資料可以查閱，例如內容更為豐富的《藩獻記》。 《藩獻記》引領我注意到了一部15世紀時作於太原的叢帖－《寶賢堂集古法帖》。 2006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就這部叢帖做了講座，並圍繞著講座內容於2010年發表了論文。 《藩屏》中第三章的內容同樣是以此為核心的。這一過程反映了我的工作方法。我會圍繞著一份關鍵性證據（一件藝術品、一篇文本、一個事件）使更多想法逐漸匯聚。出版之前，我總喜歡通過講座來發展我的想法。這樣做的好處在於，聽眾會指出我的錯誤，同時我也能感受到聽眾理解了或未能理解哪些我所講述的內容，從而認識到哪些部分的闡述是不夠清晰的。

因此，在我開始思考藩王和最終於2013年出版英文版《藩屏》之間的時光中，我對許多地方的聽眾講過這個主題：倫敦東方陶瓷學會、宮廷研究學會（對我而言的重要之處在於，這個學會並不專注於中國歷史）、加拿大亞洲藝術協會、布里斯托爾大學、比利時中國研究所，以及位於紐約博物館的大學與博物館。兩個學術工作坊對我思想的形成特別重要。其中之一於2011年在德國沃爾芬比特爾舉辦，主題是「統治者、宮殿與更大的世界：禮儀與文化聯繫（Rulers, Palaces, Wider Worlds: Ritu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探究了一系列不同的地區和歷史時期。這個工作坊迫使我在比較的框架下去思考和宮廷中我的材料。第二個工作坊更加聚焦，以「明朝的省級宮廷」（Ming Provincial Courts）為主題，由美國頂尖明史學者魯大維（David M. Robinson）在他任教的科爾蓋特大學舉辦，匯集了一小批專家。我在那裡有幸認識了中國研究明朝宮廷文化的重要學者趙中南，以及其他就這個主題展開各角度研究的中國和西方同僚。我不想讓讀者誤以為我是那時唯一一個關注藩王和藩王文化的人。事實上，正是其他學者對藩王的宗教贊助與出版活動的關注，讓我相信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索的主題，一個我作為藝術史學者應該注重的主題。

我學習中國文學出身，文本一直是我工作的中心。但我在職業初期擔任策展人的經驗顯然也影響了我做事的方法，讓實實在在的物質在我的思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開始著手研究明代宗室這個課題之後不久，出現了一個幸運的巧合──梁莊王墓這一50年來最重要（且最相關）的考古發現被出版成書。 《梁莊王墓》出版於2007年3月，分上、下兩冊，我第一時間從倫敦的專業書店裡入手了這部精美的大作。我甚至說服英國的藝術期刊《阿波羅》讓我為此書撰寫書評，因為我深信它將是明朝文化研究的分水嶺。

早在1986年我還在博物館工作時，我發表了一篇短文論述金銀貴金屬器的低留存率扭曲了我們對明代物質文化的認識。而貴金屬器正是爲明代精英所廣泛使用的。文獻資料告訴我們金銀曾在明代享有重要地位，但物質史料講述的卻是全然不同的故事。樑莊王墓中的考古發現（將在本書第五章重點論述）印證了文獻資料的記載，爲這個領域帶來了新的視角，也讓我開始關注過去幾十年中明代考古的豐碩成果。2009年春天，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英國國家學術院的學術互訪項目中赴中國考察。這次經歷對本書的形式與內容起到了關鍵作用。我於2008年夏天申請訪問中國，於次年3月23日至4月18日得到了中國同僚無比熱情與慷慨的招待。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向我展示各種東西，講解各種事情。我選擇訪問山西和湖北，因爲這兩個省份在明代都是藩王最爲密集的地區。山西是《寶賢堂集古法帖》誕生的地方，而湖北是樑莊王墓的所在地。我深感這兩個地方是研究明代藩王的“雙星”。考察期間，我去了北京、太原、五臺山、武漢、襄陽、鍾祥、荊州，以及其他許多地方。我尤其感謝湖北的院文清，他對當地考古與文化的知識無與倫比，讓我認識到了其豐富和複雜。如今回憶起我們探訪樑莊王墓的難忘之旅，我仍會感到激動不已。我的日記告訴我，我在2009年去往中國時就想好了《藩屏》的英文書名，因此我那時顯然已有寫作一本研究專著的計劃；但日記中還說，我不確定我經常合作的出版方是否會願意出版這個似乎十分小衆的話題。更重要的是，這次考察之旅以及我在旅途中建立的人脈，使許多中國機構慷慨地借展支持我於2014年在大英博物館聯合策劃的展覽“明：盛世皇朝50年”（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這場展覽令倫敦觀衆得以欣賞許多明代早期與藩王和藩王文化相關的珍寶。

接下來我想反思與同時代世界其他地方的貴族與王室相比，明代藩王有何特別之處。就這個問題而言，考古學和物質文化在我們的理解中扮演的角色，比我在2013年出版《藩屏》時更加令我震撼。直截了當地說，明代貴族有大量隨葬品。這些隨葬品種類繁多，但我始終認爲這證明了明代文化中極大的多樣性，並且是個人品味的表達。可以合理地推測，考古證據只會越來越多，而這必然會以新的方式影響我們對這一主題的把握。樑莊王喜歡鑲有南亞和西亞寶石的奢華服飾，與帖木兒帝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和英格蘭等同時代世界其他地區的貴族相似。一些學者甚至設想，當時有一種鬆散的貴族文化在歐亞大陸廣泛傳播。然而，正如我試圖在本書中論述的，明代中國的宗室貴族文化在許多方面都非常獨特，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在於他們對當時最具盛名的文化形式——書法——的參與。明代早期的貴族和同時代的英國貴族都喜愛打獵和使用大量金銀餐具，但作爲中國“高雅藝術”的書畫在西方卻沒有直接的對應之物，當然也沒有西方貴族投身於書畫之中。歐洲精英歷史在世界歷史中的獨特之處在於，由於主流的宗教力量（基督教）堅持一夫一妻制，規定統治者只能有一位女性伴侶爲其生育子嗣，因此皇室和貴族世系常因沒有男性繼承人而面臨無以爲繼的危機。這樣的結果在歐洲歷史上隨處可見，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便是英王亨利八世。他的第一位王后沒能生下繼承人，而羅馬教宗不允許他與妻子離婚，因此他不惜在英國發動了一場宗教改革。這在明代的中國和絕大多數前現代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多數國家面臨的問題是一夫多妻制產生的子嗣過多，而非過少。與之類似，統治者合法和非法子嗣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歐洲歷史上屢見不鮮，但這在明代中國和大部分前現代文化中卻是聞所未聞的。歐洲纔是世界史中格格不入的異類，而大部分歷史學者由於缺乏對其他文化歷史的瞭解，並不總是能意識到這一點。

藩王在明代重要嗎？我堅持認爲，如果你生活在明代的湖北，比起進士，你更有可能遇見（至少是看到）一位宗室成員。誠然，關於宗室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宗祿）的怨言在明代的文獻中隨處可見。一位作者記錄了嘉靖八年（1529）的宗室人口數量。這年，宗人府的檔案中記載了8203人，其中30人爲親王。考慮到明太祖分封了25個藩王，這個增長率其實算不上高。一些世系已經絕嗣，平衡了新冊的宗藩。這8203人中有203個郡王，438個鎮國將軍，1070個輔國將軍，1137個奉國將軍……但人數最多、佔據總人數近一半的則是4300個“未名封”的人。這些人雖是皇室後代，但皇族血統已然稀薄，獲得的宗祿也相應較少。但如果我們退一步來思考這些龐大的數字，假設嘉靖時期的總人口數爲1.5億，那麼這些常被視爲多和冗的宗室，實際上只佔據總人口的約0.0055%。如果我們以比較的視角思考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同時期有封號的法國貴族佔總人口數的約1%，英國貴族爲2%，西班牙和匈牙利均爲5%，而波蘭立陶宛聯邦爲6.6%。如果說貴族是明帝國的財政負擔，那麼我

們同樣應該意識到，早期現代歐洲貴族通常也會享受優待地位，使他們能夠避免承擔一定的經濟負擔。我不是在爲明代社會的不公正辯護，而是要指出，我們需要通過與其相稱的方式來認識明代宗室，並且認識到皇朝有責任照顧其子孫，無論這些皇子皇孫的數量有多少。

自《藩屏》的英文版於2013年出版以來（中文版首次出版於2016年），中文和英語的學術界都有了更多關於藩王的研究。我認爲，這一羣體較以往而言已經不太會被排除於對明代的論述了。2019年，王崗（Richard Wang）以英語寫作的關於藩王與道教的著作出版了中文版。藏於日本的蜀王文集孤本近年也在中國出版，就藩王的文化生產提供了更多材料。西方與中國的青年學者同樣愈發認識到，藩王這個研究領域內容豐富且大有可爲。[1]而在藩王的角色獲得更多關注的同時，勳臣等其他曾經研究不足的明代統治精英也得到了相應的重視。

明代藩王在當今還有意義嗎？

在我2009年的中國之旅

本書的着眼點是明代都司衛所的管理體制問題，這一問題此前尚未有系統研究，本書在這一方面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意義。作者努力利用多學科的方法、活的制度史的理路，通過制度梳理、個案分析，深入探討都司衛所制度的運行以及對地方社會的影響，是一部有關明代制度史的重要學術著作。

明代衛所不是簡單的軍事組織，更不是一座座大小軍營，而是兼具軍事、行政、財政、司法、民政和社會管理等功能於一體的軍政管理單位，本書以“封疆之制”爲題，對明清時期衛所制度的基本屬性、運作方式、制度逆向和制度思想等方面，在結合具體問題的基礎上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實證與闡釋，體現出對中國傳統制度史研究的守正和創新。

彭勇

河南夏邑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畢業於鄭州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學術兼職有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和北京歷史學會副會長等，北京市教學名師，入選國家級高層次人才計劃。主要從事明清史、民族史研究。著作有《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爲中心》《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爲線索》《明史》《明代宮廷女性史》《四鎮三關志校注》，以及隨筆集《大鵬扶風》等。體現出對中國傳統制度史研究的守正和創新。

緒論 明代衛所的轄區屬性及其管理權

一 衛所作爲獨立“地理單位”引發的爭議

二 實土衛所的真正含義

三 衛所地理單位的“轄區”及其管轄權

第一章 明代衛所制度的創立

一 劉基“密奏立軍衛法”史料辨析

二 元末明初衛所制度的創設

三 劉基創設衛所制之說猜想

第二章 明代衛所制度的流變

一 都督府與衛所建置

二 都司衛所的基本屬性

三 衛所制與營伍制

四 衛所制與募兵制

五 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

第三章 建文政局與明前期都司衛所管理體制的變化

一“靖難之役”對明初都司衛所制的衝擊

二 靖難新貴與衛所武官體系的改變

三 戰後北邊防禦的新形勢與都司衛所的新佈局

四 京軍和京營體制的變化

第四章 明代衛所武官敕書制度的演變

一 明前期的武官羣敕

二 不坐名敕書的使用

三 明中後期的坐名敕書

第五章 明代的都司：從軍政機構到武官稱謂

一 都司領班：都指揮使司的職掌與領班武官的派出

二領班都司：領班武官的營伍化及其職掌

三 都司諸色：衛所制與營兵制的並行與交錯

第六章 明代衛所旗軍的職能及其演變

一 從操練之軍到職業工匠的轉變

二 京軍與北京城的宮殿廟宇建築

三 天啓年間故宮“三殿”重修與晚明政局

第七章 衛所制度與明代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關係

一 明朝的民族觀

二 明朝的民族政策

三 民族地區的衛所管理

四 明朝民族政策的成效

第八章 建武興文：明代後期新設衛所的個案研究

一 明朝在川南地區的衛所管理

二 建武所設立前川南地區的戍守與征戰

三 建武守禦千戶所的設置

四 偃武修文：改土歸流的治國理想

第九章 明代衛所制度與邊疆社會

一 邊地衛所官員羣體的構成

二 土官、漢官與各民族間的關係

三 衛所武官的婚姻、家庭與生活

四 衛所官員的精神世界

第十章 明代湖廣行都司的制度運行與地方社會秩序

一 湖廣行都司建置的出臺

二 湖廣行都司管理體制的新特點

三 湖廣行都司建置的多次變化

四 制度運行與邊地秩序

第十一章 明代邊地衛所的戶籍管理

一 張獻忠籍貫史料分類

二 柳樹澗的歸屬及人戶管理

三 邊地衛所與州縣關係

四 明末的社會危機

第十二章 衛所制度與明朝非漢族羣的身份變化

一 北方達官軍：忠順軍的前身

二 忠順軍的建制及職掌

三 明清易代之際的忠順軍

第十三章 衛所制度與明代地方社會生活

一 河南軍衛移民與文化傳播

二 福州三衛之設與閩都文化之建

參考文獻

後記

都督府與衛所建置

朱元璋在起兵反元和與羣雄角逐天下期間，就非常重視軍隊的 制度建設。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佔集慶後，置樞密院作 爲龍鳳政權的最高軍事機關，自任元帥。稍後，又設江南行中書省 作爲最高軍政機關，在其轄區內設立二十餘個翼元帥府。隨着朱元 璋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又相繼設置了親軍指揮使司、宿衛軍、元 帥、千戶、上千戶、都指揮使、指揮同知和指揮僉事等機構和官職， 形成了明代衛所建制的雛形。 至正二十一年（1361）三月，朱元璋又“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命樞密院同僉朱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這次改制，以 元朝舊官機構之名，試圖把比較分散的軍權集中起來以利於自己掌 控，由朱元璋侄兒朱文正任大都督。此後，朱元璋不斷將軍權集中 於大都督府。如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照磨 各一人。龍鳳九年（1364）再“以省都鎮撫隸大都督府”，次年定 大都督官階從一品。然而，朱文正卻違反朱元璋的禁令，胡作非爲， 姦淫婦女等，儘管在鎮守江西等軍事活動中做出突出貢獻，但還是 在龍鳳十一年（1366）被免去職務。朱元璋震怒之餘，遂罷大都 督而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品級俱正一品，使其互相牽制， 防止最高軍事管轄權被擅奪。左右都督與中書省左右相國平級，共 同參與軍政事務。 洪武三年（1370），明朝大規模統一戰爭結束，明太祖朱元璋開 始尋求約束武臣、防其擅權越軌的方法。首先，大都督府越來越沒 有參與決策的權力而只是執行的機構，而執行的命令可能來自皇帝 或品級比較低的兵部官員。其次，都督府的基本職掌不再是“節制 中外諸軍事”，也無權對所屬武官“遷選”和“調遣”，只是對軍隊 進行組織管理。

這種析分軍權的工作最終完成於洪武十三年（1380）。當年，大 都督府改爲左、右、中、前、後五軍都督府，這標誌着明初軍制改 革暫告一段落和軍制的基本確立。大都督府改爲五軍都督府後，除 錦衣衛等親軍和上直衛不屬於五軍都督府外，其他外衛都司和直隸 都司均分屬於五府，各都督府“掌軍旅之事，各領其都司”，“凡 武官誥敕、俸糧、水陸步騎操練、官舍旗役並試、軍情聲息、軍伍勾補、邊腹地圖、文冊、屯種、器械、舟車、薪葦之事，並移所司 而綜理之”。五軍都督府保留了原來大都督府的最高統兵之權的地 位，但喪失了調兵之權，僅對衛所官軍進行日常管理和執行皇帝與 兵部的命令。五軍都督府及其所轄各衛所，實際上已經變成龐大的 衛所繫統的中央最高管理機構，兼具軍事組織管理職能與行政管理職能。

此後，五軍都督府的權力雖然日趨削弱卻一直未被廢除。洪武 時，五軍都督府尚能對其所屬都司衛所的運行施加些許影響，到永 樂時，五軍都督府就連對都司衛所基本管理職能也無法有效行使。 都督府官員僅是虛銜，只有在營伍中任職時，方可獲得實際的職權。 名義上，衛所事務要求由所隸都司總於所隸都督府辦理，實際上徒 具虛文。如永樂九年（1411），部分衛所旗軍因長年出征在外，申 請減免交納的屯田籽粒，衛所軍官奏報給所在都督府後，毫無音信， 後來旗軍擊鼓聞登，告到皇帝那裏，才得以解決。稍後，隨着權 兼軍事、行政與監察職能於一體的總督、巡撫官職的出現，都司衛 所事務可直達御前，都督府職掌進一步弱化，都指揮使、都指揮僉 事和同知等僅僅是世襲的品階名稱，在軍事組織管理中難有實際的 職掌，但五軍都督府及衛所體系下的武官世襲制度直到明清之際才 陸續被廢止。

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的同時，明太祖罷除中書省和丞相 職，以六部分理全國政務。六部中的兵部主管國家軍政事務，又稱“樞部”“樞垣”，負責軍隊訓練及調遣，軍官的選授、考覈，官軍的 籍冊管理等。兵部初設於洪武元年（1368），其後陸續添置職官，職 權不斷擴大。洪武二十九年（1396），改兵部所轄的四屬部爲武選、 職方、車駕、武庫四清吏司，以辦理具體事務。

通常，王朝易代或政權混戰之時，武官的職權極重，武官議政、 文臣輔佐的現象普遍存在。政權穩定後，文武分途日趨明顯。武官 在中央的議政權隨着戰事的減少以及開國元勳的故去而日漸削弱，“以文馭武”的管理制度逐步確立並加以完善。王世貞對明初都督府 與兵部之間權力的消長有如下描述：“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蔭授、 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見若以爲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 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王世貞所說 的“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的說法並不準確，至少都司衛所的管轄 權名義上仍然掌握在都督府手裏。當然，兵部對都督府、都司、衛 所的職掌步步侵奪，社會地位方面此長彼消，自不待言。其權雖分， 但並非一般人想象的蕩然無存，它在某些方面仍然影響着明王朝的 政治、軍事和社會生活。

都督府官及其職掌長期爲人們誤解，其實際情況是：第一，洪武前期，都督府的職權仍相當重大。都督府官不僅對所轄的都司衛 所官軍負直接的管理責任，還可以參與到對都司衛所管理權的決策 中。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太祖詔五軍都督府官曰：“令天下 各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分爲十班，自今年八月爲始，輪次赴京校試 武藝。”稍後，明太祖對都司衛所的屯田則例進行調整，亦通過都 督府進行，“命五軍都督府更定屯田法。凡衛所繫衝要都會及王府 護衛軍士以十之五屯田，餘衛所以五之四”。五軍都督府所掌握的 都司衛所事務，兵部官員亦不許插手，故陳衎在《槎上老舌》中有 言：“祖制，五軍府數外人不得預聞，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 書鄺野向恭順侯吳某索名冊稽考，吳按例上聞，鄺惶懼疏謝。”

第二，都督府官的品級及物質待遇總體上高於相對應的文官系統。從武職品勳祿階看，左右都督爲正一品，都督同知爲從一品， 而都督僉事、都指揮使爲正二品，都督同知從二品，都指揮僉事、 指揮使和指揮同知也都是三品官。再看兵部官員的品級，在正常情 況下，兵部尚書爲正二品，兵部左右侍郎僅正三品。所以，明朝的 官秩品級序列中，都督府官多排在兵部等六部官員之前。此外，明 代衛所武官實行世襲制度，包括襲替、優給優養和借職等制度，這 對武官隊伍上層地位的保持有着積極的意義。

第三，明朝軍事管理系統始終保持自己的運行體制，包括五軍 都督府下的都司衛所建制，直至明朝滅亡爲止。長期以來，學界流 傳一種觀點：明代的衛所制度到永樂年間開始衰敗，到正統年間已 經趨向衰亡。其實，終明一代，不僅都督府官的世襲及其品級沒有 被廢止，而且都司衛所的軍事制度也繼續發揮着作用，至於都司衛 所基層的組織管理職能，更是長期普遍存在，直到清光緒年間才被 府州縣體制所取代，極少的衛所甚至延續到民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