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踪敦煌古書：【金剛經】

內容簡介

　　這部由斯坦因從敦煌藏經洞攜回的王玠《金剛經》產生於公元868年，它是目前世界紀年z早的印刷書籍，現收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

　　英國著名漢學家吳芳思和英國國家博物館修復部主任馬克·伯納德，在本書中向我們講述了關於發現、轉移和修復的經過，更在中國發明造紙術、印刷術等更廣泛的背景下，為我們呈現了印刷這部《金剛經》的紙張、油墨乃至印刷工序等種種珍貴的歷史資料。英國國家圖書館修復人員歷時近40年（1972—2010），終於使這部破爛不堪的《金剛經》印本恢復至近乎誕生時的模樣。

　　本書以客觀、冷靜、真摯的筆觸，並配與珍貴的插圖，從人文、歷史的廣闊視角，涵蓋中亞考古、佛教典籍、印刷工藝、文物修復等多領域知識，敘述了這部王玠《金剛經》印本重見天日的完整過程。

作者簡介

　　吳芳思（Frances Wood），知名漢學家，英國國家圖書館亞非部中國組組長。其出版的著作有《馬可·波羅真的到過中國嗎？ 》《口岸往事：海外僑民在中國的迷夢與生活：1843—1943》《絲綢之路2000年》《秦始皇傳：外國人眼中的秦始皇》《中國的魅力：趨之若鶩的西方作家與收藏家》等。

　　馬克·伯納德（Mark Barnard），英國國家圖書館修復部主任。經過多年堅持不懈的精心工作，馬克·伯納德完成了館藏的由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取得的漢文印本《金剛經》的修復。

目錄

導言

第一章 競爭

第二章 石窟

第三章 佛經

第四章 印製

第五章 流傳

第六章 修復

索引

圖片來源

後記

精彩書摘

導言

漢譯《金剛經》——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印本——已經在倫敦被收藏了整整一個世紀。它最初收藏在英國國家博物館，現在收藏在英國國家圖書館。這部由中國人在868 年印刷的書籍比歐洲最早的印刷品年長了約六百歲。這部書誕生的那一年，丹麥人進犯麥西亞（Mercia），而阿爾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的抵抗則以失敗告終。雖然這部書曾在英國國家博物館中的古老的國王圖書館（King’s Library）展出了三十年，卻只有少得可憐的幾位亞洲訪問者前來瞻仰。在它不遠處陳列著大約1455 年印刷的古登堡《聖經》（Gutenberg Bible），由於那本古登堡《聖經》頭戴“最古老的印刷書”的桂冠，於是對大多數訪客而言，漢譯《金剛經》這部真正最早的印刷品“先驅”，反而遺憾地被忽略了。這部世界上最早的印本誕生在中國，其內容是一部佛經，英語世界習慣稱它為The Diamond Sutra（這一名稱來自漢語“金剛經”）。它之所以被稱為“經”，是指其中記錄的是佛陀所說的言教（參見本書第三章）。這是一部長約5 米的捲軸裝經典，卷首有一幅精美的扉畫，描繪釋迦牟尼佛陀在僧侶和飛天的簇擁中講經說法的場景。該印本過去鮮有人關注，不為人所知。然而它在當年中亞沙漠的文物競爭中被發現的故事很激動人心，它在倫敦也命途多舛、歷盡磨難，其中包括經歷了給英國國家博物館帶來重創的二戰大轟炸。

雖然這部《金剛經》卷首那幅精美的扉畫非常扣人心弦，但該經的印刷時間這一更為重要的文字，卻出現在捲軸的結尾。在那裡有這樣一段重要的題記：“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咸通九年，即868 年。對王玠其人，我們無從知曉更多的情況，只能推測：他大概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相信誦讀佛典或敬造佛像能夠積累功德，從而讓逝者免除輪迴之苦。 《金剛經》中佛稱，高聲反复念誦或是抄寫供養哪怕此經的一個片段，就能夠積累無量功德。所以，王玠借助新興的印刷術，請人印刷並散發成百上千份《金剛經》，希望由此積下極大功德。 a為了雙親而刻印此經，不過是人們對《金剛經》的寄託之一。另一件（日期無法確定的）寫本，則是寫經人為了讓一頭老牛的靈魂能往生阿彌陀佛淨土（而不是繼續輪迴為動物），並期盼能在那裡與這頭老牛再度聚首。委託他人印製或是自己印製佛經，就如同念經一樣，是為了廣積功德。而《金剛經》文句朗朗上口，半小時左右即可念完。因此，它在好幾個世紀裡，一直都是中國頗受青睞的佛經之一。

這部《金剛經》由奧萊爾· 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1862—1943）攜回倫敦。斯坦因是一位匈牙利裔的梵文學家、考古學家、探險家和測量專家。 1907 年，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亞探險途中，在中國西部甘肅省敦煌千佛洞的一處石窟裡得到此經。敦煌毗鄰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這是一條橫貫中西的商貿交通要道，它沿著中亞腹地的沙漠邊緣分為北路與南路。絲綢之路不僅是商賈們從綠洲到綠洲運輸絲綢等貨品的通道，而且是佛教和後來的伊斯蘭教等多種宗教傳入中土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沿途所經的一處處沙堆之下，掩埋著不少古代遺址，這讓19 世紀末那些來自歐洲的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們魂牽夢繞。德國的考古學家曾致力於發掘吐魯番（Turfan）綠洲，俄國人則在絲路的北線一帶探險。驚世駭俗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在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包括隊員喪生，他自己也數度瀕臨絕境）之後，終於找到了雅魯藏布江、印度河與象泉河的源頭。而斯坦因與斯文·赫定截然不同，他的歷次探險都策劃得極為細緻周全，從未損兵折將。斯坦因為自己的獵狐犬特製了毛外套，他訂購了酵母醬（Marmite），準備了（豌豆、西紅柿）湯粉、庫克斯里船長（Captain Cookesley）出品的脫水蔬菜（洋蔥除外）。他還僱有印度助手，以幫他進行測量和攝影，及幫他做箱子來盛放他的發現。儘管斯坦因對其屬下（乃至他的狗）照顧周全，可是他對所有其他歐洲考古對手卻殘酷無情。他鐵了心要在中亞沙漠發掘古代寶藏的競爭中擊敗其他所有的人。為了迷惑法國對手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斯坦因制定計劃時既一絲不苟又保密萬分，在對外公佈探險路線時更是如此。他的保密工作沒有白做，單憑到手的這件《金剛經》捲軸，他便完成了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斯坦因的第一次探險（1900—1901）和第二次探險（1906—1908）都得到印度政府和英國國家博物館的資助，當時達成的協議是這兩個單位將分享他的探險所得。新德里的印度國家博物館收藏了斯坦因攜回的畫捲和泥墁。分歸印度方面的那些文獻（用印度、中亞語與藏文書寫的）實際上先是藏在位於倫敦的印度事務部圖書館（India Office Library），1982 年又移交給英國國家圖書館。斯坦因在敦煌得到的其他眾多藝術品和中國畫卷現今都收藏在英國國家博物館。 1973 年，包括這部《金剛經》在內的一些文獻由英國國家博物館轉交給了英國國家圖書館。近來，圍繞這部《金剛經》所發生的各種故事比較複雜。早期，英國的修復人員用西方人的眼光來審視它，認為它孱弱而易碎。他們聽取日本修復專家的建議，從背面對這個看似孱弱易碎的經捲進行了托裱。雖然他們滿懷最良好的意願，可這樣做的結果卻事與願違。二十年前，修復人員最終決定要復原這件世界級瑰寶的原貌。這項工作自七年前正式開始，時至今年（2010 年）最終完成。如今這部漢譯《金剛經》已經恢復到非常接近其當初印製完成時的模樣，其紙質、紙張纖維、造紙工藝，乃至木版的印痕等，都得以纖毫畢現地重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

-------------------------------------------------------------------------------------

【佛在敦煌】

編輯推薦

1、《佛在敦煌》是敦煌學家段文傑先生一生敦煌學研究的學術精華

2、在詳細梳理敦煌壁畫和雕塑的藝術發展歷程的同時對佛教的產生和發展歷史也詳細闡明。 《佛在敦煌》是一部簡明的佛教藝術史，同時也是一部極簡的佛教發展史。

3、段文傑先生一生臨摹了大量的敦煌壁畫，他的臨摹融入了對於大量文獻資料的研究，兼具藝術性和學術性。本書選配了32幅段先生經典的敦煌壁畫臨摹作品。

內容簡介

《佛在敦煌》為段文傑先生關於敦煌佛教藝術的學術隨筆集，典雅文存第七號作品。內容關於敦煌壁畫和雕塑藝術的發展歷史。在梳理藝術發展歷史的同時，對佛教發展的歷史也一併梳理。書中選配的32幅段文傑先生敦煌壁畫的臨本，向我們展示，敦煌學家段文傑先生也是一位卓越的藝術家。

作者簡介

段文傑，敦煌學家、敦煌研究院前院長

目錄

我的父親段文傑（段兼善）

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敦煌石窟藝術

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藝術

唐代後期的莫高窟藝術

晚期的莫高窟藝術

敦煌早期壁畫的風格特點和藝術成就（141）

莫高窟隋代壁畫研究（169）

敦煌石窟初唐壁畫概況（199）

敦煌壁畫中的衣冠服飾（241）

玄奘取經圖研究（265）

段文傑學術年表（289）

精彩書摘

唐代前期的彩塑，在隋代三十餘年間努力探索的基礎上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首先，全部塑像已都是圓塑，浮塑已很少見到，在形式上大大超越了影塑、浮塑、圓塑三者互相配合的階段。其次，在藝術技巧上有了重大的發展，寫實手法大大提高，進入了人物內心刻畫的新領域。

整舖的群像是唐代彩塑的主要形式，有說法相和涅槃像。

說法相以佛為中心，由近至遠，按身份等級侍列成對的弟子、菩薩、天王、力士以及胡跪的供養菩薩。一鋪像少則七身，多則十餘身。龕內壁畫往往作為塑像的補充，例如阿難、迦葉身後畫八位高僧合為十大弟子，弟子之外又畫菩薩、諸天等，組成聖眾行列，擴大了龕內的空間，構成了全窟的重心。有的龕內，塑、畫結合成經變的形式，如第180窟正龕即是一鋪完整的《彌勒經變》。

主尊佛像的坐式，一般為結跏趺坐或善跏坐。中國式的方領大袍代替了早期“曹衣出水”式的天竺袈裟。原來風流瀟灑、儒雅清高的名士風度，已變成雍容華貴、莊嚴肅穆的神聖氣概。

弟子塑像，莊重練達的老迦葉與聰敏睿智的小阿難，性格的對比更加鮮明。現存唐代前期十幾身弟子像各有風姿，表現出塑工的卓絕技藝，其中第328窟和第45窟的弟子像更是傑出的作品。

菩薩塑像可分兩類：一類是出現於唐初，多少還保留著隋末的餘風，體態修長，亭亭玉立，瓔珞嚴身，長裙覆腳，神情莊靜，第41窟開元十四年的小身菩薩是此類造型風格的代表。另一類菩薩面相豐腴，長眉入鬢，肌膚潔白如玉，身姿婀娜，體態呈“S”形扭曲，神情溫婉而嫵媚，有如貴婦人的儀態；這一類都是盛唐作品，第45窟的兩身菩薩是突出的典型。

唐代前期窟內正龕南北兩側的天王塑像，或可認為是南方毗琉璃天王和北方毗沙門天王。有西域式的形象，如初唐第322窟高鼻大眼、八字胡、頂盔貫甲的天王。也有來自中原的形式，如盛唐第46窟天王，頭頂束髻，身穿光彩耀目的金甲，攥拳怒目，氣勢威猛。被天王踏在腳下的惡鬼，往往變形巧妙，粗短有力。

這樣的一組彩塑群像，每身像各具不同身份，動態、神情和外貌各異，互相呼應，融為整體，展現出唐代雕塑藝術的高度造詣。群像的形式和組合是多樣化的。如聖曆元年（698年）建造的第332窟。窟內“衝浮寶剎，後起涅槃”，“傍列金姿”。所謂寶剎，即中心柱，柱前（包括南、北壁前部）設三鋪立佛說法相，以示一佛三身；柱後在後壁塑涅槃像，是敦煌現存彩塑涅槃像中最早的一鋪。

小型涅槃像中已有“佛母下天”和“舍利弗先佛入滅”等較簡單的情節。大型涅槃像莫如大歷六年（771年）前後的李太賓窟（即第148窟），已將石窟建築、彩塑和壁畫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巨大的涅槃變。可惜，長達十六米的大臥佛及其門徒群像，均被清代改塑、重妝，已非當年的舊貌了。

除群像塑造方面的成就之外，唐代前期莫高窟彩塑的又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巨型佛像的出現。

社會經濟力量空前發展，政治力量空前強大，於是雄偉、壯麗成為藝術家所追求的時代風貌。在敦煌，巨型造像應運而生。據《舊唐書》記載，武則天在載初元年（690年）命令天下各州建造大雲寺，延載元年（694年）又令薛懷義造夾紵大像。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壁題《莫高窟記》明載：“至延載二年禪師靈隱共居士陰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卌尺。”這尊巨大的善跏坐彌勒像的出現，與武則天的上述詔令顯然有關，而不是偶然的巧合。 《莫高窟記》又記：“開元年中，僧處諺與鄉人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現存莫高窟第96窟和第130窟各塑善跏坐彌勒像，分別高三十三米和二十六米，應當就是《莫高窟記》所稱的北大像和南大像。北大像一再經晚唐張淮深、宋初曹元忠和夫人翟氏以及清代的富戶出資重塑妝鑾，其手勢、衣紋、色彩均非原作，只有頭部還保存著初唐豐滿圓潤的舊貌。南大像除右手為後加者外，基本上保存原狀，比例適當，軀體健壯，曲眉豐頤，神態莊靜，充分顯示出盛唐風格。方錐形的洞窟，下大上小，與佛像造型恰相適應，使佛像顯得很穩定，並有宏偉的氣勢。南大像與同樣建造於開元年間的四川樂山嘉定大佛（高七十三米）相比，規模上雖遠遠不逮，但在藝術成就上似更為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