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世间万物皆在运动之中。与有形的事物一样，无形的思维也时刻处于运动之中，有些时候甚至令人难以捉摸。在空间中，行为先于语言发生，正如思维基于行为。我们在空间中的行为不断改变着空间，也改变着我们自身及他人。我们的行为创造了那些在空间中改变自身及他人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反过来又影响着自身与他人的思维。就像你正在阅读的这些文字，虽然只是安静地印在纸上，却能影响那些未曾谋面的陌生人。
l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前会长芭芭拉·特沃斯基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人类认知的重要新理论：语言不是思考的基础，行为才是。我们如何思考空间以及我们如何利用空间思考，这是本书对于读者的两个重要意义。空间思维，根植于对空间的感知和在空间中的行为，是人们所有思维的基础。
l 芭芭拉·特沃斯基在书中提出了9大认知定律，告诉我们身体和行为是思考的基础。空间认知不仅仅是思维的一个边缘方面，而且是它的基础，使我们能够从身体及其行为中获得意义。

芭芭拉·特沃斯基（Barbara Tversky）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长达30年。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与教育学教授。201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担任美国心理科学协会会长。芭芭拉·特沃斯基的研究方向主要为视觉和空间思维，其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建筑、语言、艺术、设计等多个领域。

心在他心，身在他身
这一章实际上也是这本书的开篇。我们的身体被皮肤包裹着，皮肤把我们与世界上的一切分隔开。然而，从生命之初起，我们就在空间中活动，与周围环境、空间本身以及在空间中遇到的事物相互作用。这些动作产生的知觉，既来自身体内部，也来自身体外部。我们身体的动作和知觉，构成了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整体概念。
这个世界脉动不息。我们不断地在这个世界中行动着，并努力去适应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进行互动而言最重要的部分，也正是我们的大脑和意识中最突出的部分，这一点绝非偶然。我们与世间万物互动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他人的身体无疑是我们一生中能够遇到和与之互动的最重要的对象。从镜像系统开始，我们利用自己的身体去理解他人的身体和行为。观察他人的行为会与大脑中那些执行自己的行为时会被激活的区域产生共振。协调我们与他人的动作建立在对他人行为的理解之上，也建立在对我们所参与的事情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这个共识可以是节奏、共同注意、手头的任务以及我们周身所处的环境。镜像系统调解并反映了几乎所有的动作：我们手上的、腿上的，我们的姿势和表情。这种模仿是内生的，但它产生的效果会外溢到我们的实际行为当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模仿对方的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镜像化意味着他人的身体和行为在我们的意识中内化，而我们的身体和行为也会反映在他们的意识之中。
那种认为我们是由他人的意识碎片组合而成的精神隐喻已经成为现实。令人着迷的新研究挑战了我们在基础生物学中所学到的观点，即我们身体中每个细胞的 DNA 都是相同的。遗传学家已经发现了斑片状微嵌合体存在的证据，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体的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 DNA。如果我们携带着不同的DNA，那我们是谁？这项研究才刚刚起步，但人们已经知道，婴儿的 DNA可以在孕育他们的母亲身上定植（colonize），移植器官的 DNA 可以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定植，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都有一位在子宫中消失的兄弟姐妹，我们可能携带了这位同胞兄弟或姐妹的 DNA。可以说，他人不只是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真的是他人的一部分，他人也是我们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身体中的一部分。
人、地点和事物围绕在我们的身体周围，触手可及，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感知、行为和思想。刹那间，语言未发之际，我们就知道自己在哪里：家里、超市或公园中；清楚周围有什么：椅子和桌子，购物车和食物，树和秋千。我们也知道谁在我们身边，在做什么：可能在做晚饭、购物或者荡秋千。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从他们的脸和身体的状态感知到其情绪和健康状况；可以从他们的衣着和行为来判断其社会和经济地位；也可以对他们的年龄、性别，甚至政治倾向做出很好的猜测。人们将许多内心的信息通过各种形式暴露在外，而我们会自发地、即时地接收周围的环境信息。除非蒙上眼睛，捂上耳朵，否则我们就无法抗拒环境信息涌入大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判断总是正确的，尽管正确率之高的确令人惊叹。
然而，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我们并不具备这种特别的能力。婴儿要学着观察物体的方方面面，并将这些信息联系起来用以识别人和事物，还需要学会区分和识别面部、物体和场景。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婴儿仅仅通过观察便可以不断学习，无须言语。这种学习的过程发生得太快，以至于除非父母知道该去观察什么，否则就会错过孩子的这一成长过程。这种学习大多发生在婴儿大脑逐渐发育成熟时。如果一个人出生时失明，成年后即使恢复视力，也仍然无法清晰识别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这是一个令人惊讶、也常常令人格外痛苦和失望的结果。幸运的是，先天失明的发生率已经大大降低，而且先天失明者如果在之后的生活中恢复视力，通过训练和积累相关经验，也可以获得一些视觉感知。
何人（who）、何事（what）、何地（where），这些信息是如此基础，以至于大脑有专门的区域来识别它们。事实上，通常每类对象的识别由多个脑区控制，如识别面部、身体、物体和场景。视网膜精确地捕捉外部世界的信息，即使此时这些信息是上下颠倒的影像，但校正它们对大脑来说是很简单的，而要弄清楚影像的具体内容则困难得多。这些信息本质上是一个原始像素的合集，没有实际意义，必须被分成图形和背景并加以解读。这就需要找到这些被分成图形和背景的信息的边缘并将其联系起来，对其进行解释并赋予含义。这是通过将信息从视网膜、从所有感官传递到不同的脑区来实现的。不同的脑区对来自感官的信息进行不同的计算处理，专门用于创造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不同意义，以及识别人、地点和各种事物。
与识别人、地点和事物相比，对何时（when）和何故（why）的理解更为困难。它们不能像颜色、形状，甚至是面部、物体和场景那样，通过感官输入轻而易举地实现计算解码。除了少数拥有自传体记忆的人记得其生活中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和细节外，大脑并不会在每一件具体事件上标记时间戳。即使在那些令人羡慕的人身上，记忆也是个体主动构建起来的，时间戳是添加的符号，由传统公历的文字和数字构成，并没有专门的脑区负责这一编码。理解事件的原因则更加复杂，很多事件都有很多种可能的解释，这为科学家、政治分析家和提供咨询服务的专栏作家提供了无尽的工作。夫妻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分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用来构建时间和原因的机制（尤其是原因）是不完美和有偏差的，所以我们做出的判断和解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