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中華巫儺文明——儺儀、儺俗、儺舞、儺戲》（上下）一書，由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 該書由著名儺文化學者、攝影家呂光群先生集十餘年心血拍攝、編著而成，全書含彩圖一千多幅，調查報告、論文及說明文字十數萬言，涉及國內20餘省及東亞、東南亞、非洲等地區的儺戲、儺文化的歷史沿革、民俗文化風情、儀式表演、面具、道具、場地、藝人狀況等。

本書著者：呂光群

1939年生，山東人，副研究員。 中國儺戲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民俗攝影協會博學會士，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中國藝術攝影家協會會員及安徽分會理事，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及安徽分會理事，中國民俗文藝家協會會員。 1957年起在安徽省安慶市從事黃梅戲藝術工作，任市黃梅戲劇團團長、黃梅戲劇院院長、文化局副局長。 1988年調安徽省池州地區，任池州地區文化局局長，廣電局局長、黨組書記，池州地區文聯主席。 攝影作品多次獲獎，發表論文20餘篇。 著有《中國佛教聖地九華山》、《貴池儺文化藝術》、《中國儺文化》（合作）、《梅苑蓮馨一一田玉蓮藝術生涯》《兩塊瓦一一論黃梅戲儺文化》、《永恒的記憶》等； 另有200餘幅照片收入《中國巫儺面具藝術》《中國儺戲儺文化》《中國面具藝術》《中國民間面具》。

燒錄文化遺存呈現儺戲全景

——評《中華巫儺文明：儺儀儺俗儺舞儺戲》

李志遠、曲六乙

本文作者於2021年6月合影

前：曲六乙（中國儺戲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劇協研究員）

後：李志遠（中國儺戲學研究會秘書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巫儺文化一向被認為是一種非常古老的中華文明，巫文化應該在夏商時代就已經非常盛行，而據《周禮·春官》載“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儺驅疫”、《周禮·夏官》載“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可知周代已經存在巫儺文化， 而且有著國儺和鄉人儺的不同類型，如《論語·鄉黨》就載有“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和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被作為禮制文化重要組成的巫儺文化漸漸衰弱，到宋代朱熹有言稱“儺雖古禮，而近於戲”。 約到明朝，巫儺文化與興盛的戲曲文化結合，出現了被插演於行儺過程中的娛樂節目，即戲劇歷史上出現了另外一種獨特的戲劇形態——儺戲（不過此為狹義的儺戲，筆者持廣義的儺戲概念，即一切行儺過程都是儺戲，這與朱熹所言基本相同）。 不過時下儺戲的生存空間依然被不斷擠壓，雖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大環境下也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儺戲走向進一步低落的趨勢。 如何留住中華古老文明的遺存，不僅政府在努力，當今學人也因出於文化自覺和文化使命，在盡己所能做出自己的貢獻，努力燒錄下葆有上古文化基因的巫儺文化遺存——儺戲。 呂光群先生正是這當今學人努力踐行者，他通過二十餘年的生命歷程，用手中的相機自覺記錄下當代社會文化中遺存的巫儺文化，並最終彙編為《中華巫儺文明：儺儀、儺俗、儺舞、儺戲》（呂光群攝影/編著，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9）一書，這是當代戲劇領域內不可多得的重要圖典。

《中華巫儺文明》無疑是厚重的，不僅是說它由上下兩大巨册、包括有一千多幅彩圖和十多萬的文字介紹與說明，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所傳達出來的當代學者的文化擔當。 認真學習該著後，筆者認為該書是當代儺戲領域內不可多得的佳作，對戲劇研究有著重要的貢獻。 約而言之，該著具有如下四個方面的突出特點。

山西扇鼓傩戏 马马子收灾 吕光群摄

戏剧从功能上一般可分为娱乐性戏剧和祭祀性戏剧两种，娱乐性戏剧如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和当今各地的地方戏；祭祀性戏剧是源生于祭祀仪式中的戏剧样态，傩戏即是祭祀性戏剧的一种。由于傩戏生存空间不断萎缩至相对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和经济落后的狭小、贫困地域，曾经因行傩而举国若狂的傩戏在今天已经不为多数人所知，甚至当听说傩戏时把其等同于封建迷信活动。其实，这内中有着太多的对这个曾经助力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形态的偏见和狭隘，这一点我们是可以从《中华巫傩文明》一书找到答案的，不仅其《概述》中详述了傩戏产生土壤和发展过程，而且其《古代篇》收录的多幅令人惊叹的三星堆文明中的神坛、神树和面具，以及红山文化“女神庙”中出土的面具文物，不都显示出巫傩文化的显赫与发达。还有那样式各异、令人叹止的“兰陵王”面具，所承载的《兰陵王入阵曲》之唐代戏剧文化，不也曾被古人所礼赞。似乎作者已经意识到，过多地讲述、考证古代巫傩文化和傩戏的存在并不会有益于当今人们认识傩戏这种戏剧样态，于是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为傩戏的当下存在立此存照，让这一“小众文化”能够尽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普众面前，让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了解傩戏的艺术样态及其文化意义。据笔者统计，该著为读者提供了国内近五十种傩戏类型，每种傩戏类型都有着其独特的戏剧呈现样态。并且，对有些傩戏还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这一点于作者至为熟稔的贵池傩戏部分体现的尤为明显。当然，为当今傩戏存照不仅仅是让读者能够了解今天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和纠正对傩戏的误解，更是为了“保留（住）这些行将消亡的古老文明”（《概述》第27页）。

安徽池州鍾馗捉小鬼

從新時期以來對儺戲的漸趨解禁，到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儺戲的接納、立項和保護，全國已經有約二十種儺戲被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因而也相繼出版了較多的儺戲介紹性圖冊和研究專著，但研究專著的學術性傾向令其理論性特色顯著，但難以從中直觀認知不同儺戲樣態； 介紹性圖冊則較多表現為局限於地域或儺戲類型，難以為讀者提供直觀的當代不同地域不同類型儺戲的异同。 《中華巫儺文明》一書恰當地綜合了二者的長處而規避了短板，既於各種儺戲介紹中為讀者提供了理性認知，也讓讀者於圖片中直觀感知儺戲，且體現出該著從更廣視域紹介儺戲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提供儺戲存在的文化脉络，全書雖然立足於儺戲但沒有拘囿儺戲， 而是把其置於民俗和地理的大環境之中予以呈現，如青海同仁縣浪加村的“祭山神”，就提供了浪加村的整體面貌； 紹介廣東儺戲時，涉及了豐順燒火龍、汕頭市遊神等民俗活動。 二是全書涉及了中國大陸20個省市和臺灣的近五十種儺戲類型，包括了漢族、藏族、土族、彝族、苗族、毛南族、滿族、蒙古族、邵族、土家族、仡佬族、哈尼族等十多個民族的儺戲，這不僅可以讓讀者瞭解不同地域形成的不同儺戲藝術形態，而且還可以瞭解不同民族之間儺戲的异同。 並且，作者還沒有僅僅止步於此，他把中國儺戲置於世界假面文化之中，希翼讀者能够於中體味到中國古老巫儺文化的當代遺存——儺戲所蘊藏的文化同質與世界影響，特別是其在對東亞、東南亞祭祀文化及戲劇樣態的影響。

安徽池州庵門劉姓儺儀獻供呂光群攝

從作者《後記》可知該書被立項為“‘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時得到國家出版基金的支持，這為該書能够高品質出版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證，同時也說明了該書內容質量得到了出版界及學界的認可。 也許正因有了出版基金的支持，令該書可以煌煌兩大巨册且印刷、裝幀精美，首先從書籍體量上就為內容提供了一個非常充足的載體空間。 當然，圖書內容沒有辜負這一載體空間，全書為讀者提供了千餘張巫儺彩圖，並且撰寫了相對詳細的圖注，同時還據實介紹每種儺戲的源起、傳承、變異等情况。 如楚雄州彝族“羅羅虎”的妝扮過去是裸身畫，如今僅是以黑氈裹身為虎衣，在露出的臉、脚、手部分畫黑、紅、黃三色條紋； 再如南寧師公戲“大酬雷”的面具，“舊時戴木制面具，後改為布制或紙制面具，現在則用顏料塗面”（第465頁）。 從全書所著近五十種儺戲及文字和圖片所注撰/攝者來看，該書為了盡可能提供豐富的儺戲種類，不是僅據呂光群先生一己之所見所攝，而是借用了眾多儺戲學者的資源，如劉禎、麻國鈞、龐德宣、張鷹、王兆乾、於一、韓殿琮、白翠英、顏芳姿、陳一仁、隗芾等等， 他們多是長期耕耘於儺戲領域且有著相當影響的學者，有了他們提供的資料，無疑使該書在量、質上都得以有很大提升，令量大質優成為了該書的顯著特點之一。 如介紹廣西儺戲中所存在的“全國唯一的多層面具”，在敘述完第一層令公本相、第二層白麵善相、第三層金面凶相後，有連續四幅圖片分別從不同視角記錄這一面具，很好地解决了讀者能够從結構和搬戲使用兩個方面認知這一面具。

北京雍和“跳白鬼白鬼”是地獄的差役，手持“拘牌”，辨認和捉拿“魔鬼”。

較多的儺戲圖書為了能够使得照片清晰，為了能够更好地突出儺戲這一戲劇類型的主要特點，多是選擇動作擺拍和靜態的儺面圖片為主，而《中華巫儺文明》雖然也秉承儺戲圖書編纂的慣例，但同時卻因編者認為的遺憾而令該書具有了別樣的特點。 該書《編輯說明》稱：“本書收錄的圖片攝製時間跨度數十年，由於受到當時攝製設備和科技的限制，加上夜間、動態等客觀環境影響，其中部分圖片效果不够理想；考慮到這些圖片所記錄的影像十分珍貴，故予以保留。” 於此說明及書中照片可以看出，該書在一方面突顯各地儺戲特點的同時，也盡力呈現儺戲的動態過程，因而就有了儺戲搬演過程中精彩瞬間的靜態定格圖片，正是因為有了這類有動態的定格，令讀者於這靜止中似乎看到儺戲搬演的過程。 如湖南臨武儺戲部分，不僅用圖片串聯起了整個行儺過程，而且兩張《打獅子》的照片，即表現了猴王訓服獅子的打鬥場景，也似乎再現了舞獅之後搶稻草的爭先恐後和搶到諸多被賦吉祥意蘊稻草後的喜悅。 再如青海同仁縣的“跳於菟”同樣如此，該書通過16張照片，就把其地理環境、局部細節、行儺路線、行儺過程給予了“動態性”地完整呈現。

當然，由於該書是作者二十餘年身經目驗後如實記錄的結晶，特別是早期所記錄的儺戲資料具有了相當的文獻價值，這一點不僅體現於所記錄的清代儺戲面具，而且體現在保留了祁門縣蘆溪比較珍貴的鄉人行儺圖原貌，正是因為有了這張照片， 使得所攝“底本”在被盜後能够實現“鄉人行儺圖”再次原貌呈現。 同時，因儺戲是依據於民俗而遺存於民間，該書為了全景呈現儺戲遺存樣態，於中也記錄了各地域各民族的民俗風情。 這些都反映出《中華巫儺文化》不僅在儺戲方面有著較大價值，亦可謂是巫儺文化遺存在當代的全面燒錄，令其於戲劇學、文化學、非遺學、民俗學、宗教學等方面都具有提供當代田野文獻價值的意義。 不過，猶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一樣，該書也存在小瑕，如介紹南通僮子戲時稱“有三種活動形式”（第187頁），而其實文字僅介紹了兩種； 湖南臨武儺戲的圖90、92的圖注皆是“夜叉”誤作“夜義”； 福泉陽戲的圖80、82實都為韓信，漏掉了關羽神像。 雖然該書有著這樣的小疵，但皆是閱而可辨者，並不能影響到該書整體的重要價值，及其對儺戲藝術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