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講述唐伯虎時，腦海中總是會同時閃現出他的詩詞、逸事，以及俯拾皆是的民間笑話。其中有不少是極為真實的材料，比如唐寅本人的作品或者朋友對他的評贊，但更多的則來自野史筆記、民間傳說。關於唐伯虎的資料非常少而且並不可靠，有些看上去荒誕不經，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如“九仙祈夢”，卻能明明白白地記錄於唐伯虎*好的朋友祝允明為其寫的墓誌銘中。關於唐伯虎的生平有許多爭議，對於本書的作者而言，他更感興趣的是活躍於民間故事中的那位風流的唐解元——他的形像是如何產生的，又在何種程度上偏離了歷史上真實的唐伯虎。如果一個人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象主要源於民間，那也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民間的傳聞比正式的典籍更貼近當代人的內心世界。出於此種考慮，本書採取的寫法也就和一般意義上的傳記判然有別：對嚴肅的史料和民間的逸聞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更重視追尋唐伯虎的心靈軌跡，而非考證其生活遭遇，更不想做政治或倫理上的批判。

如果說蘇東坡的神話是被士大夫的熱愛和崇敬堆積起來的，那麼唐伯虎的傳說則帶有更多市井細民的熱情和理想。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稱讚蘇東坡的名聲並非僅僅源於其才華，還源於其身上的那種堂堂正氣。對於唐伯虎來說，其名聲同樣也逸出才華之外，但身上帶有的卻不是士大夫推崇的浩然偉大的氣質，而是樸實、親切的特性，他有些時候甚至喜歡耍一些小聰明。林語堂推崇蘇東坡為具有現代精神的古人，但唐伯虎又何嘗不是?

“秋來紈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傷。請把世情詳細看，大都誰不逐炎涼。”

唐伯虎太有名了，唐寅則不然，因此有了兩個唐伯虎：一個是風流才子唐伯虎，是縱灑佯狂的桃花庵主。 “龍虎榜中名*，煙花隊裡醉千場”之印章刻著他的前半生，他放蕩不羈，流連歌樓管弦。

一個是落拓文人唐寅，是無處遣悲辛的六如居士。接連遭受寧王叛亂與科舉案兩大重創，名聲掃地，一蹶不振，他在一個畫家春秋鼎盛的年紀潦倒離世。

這兩個唐伯虎交織融合、對話撕扯，在他的畫中有了絕佳的呈現：仕女圖工筆細緻，於院體派中睥睨群雄；一幅《秋風紈扇圖》開啟了另一個時代風潮；而他的文人畫文雅高古，一派天然。

本書為唐寅的傳記小說，將半生高狂半生悲苦的大才子、大畫家的人生遭際，娓娓敘來。書中也收入了大量唐寅的畫作，讀者閱讀傳主生平的同時結合畫作賞析，可更加立體地了解唐寅的生命圖景，對深入了解唐寅畫作的創作背景，體會畫作的精神內涵也極有益處。

001 我是誰 序章

其《伯虎自讚》中言道:“我問你是誰?你原來是我。我本不認你，你卻要認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卻少得我。你我百年後，有你沒了我。”這是靈與肉的對話，同時也是兩個自我的對話。

015倀倀莫怪少時年 第一章

自從唐廣德請算命先生為兒子算過命後，他對兒子算是有點死心了，心裡想著大概望子成龍是不可能的了，小子以後想幹嗎就乾嗎，少管閒事為妙，免得以後出了事，反而怪起老子來了。

071聞有靈山試扣之 第二章

在夢中，他看見一位穿著金甲衣服的壯漢，捧著萬千墨斗朝他走來。唐寅正要開口詢問，漢子卻忽然像水霧般地消散。沉吟之間，一陣寒風吹過他的耳邊，唐寅不覺醒了過來。

111前程兩袖黃金淚 第三章

唐伯虎此刻心中百感交集，他想起九鯉湖畔，燭火微明中，神人捧著萬千墨斗朝他走來，難道上天早已預知他會有今日的下場?他這輩子就應該做個文士，獨守其身?他沒有想到，自己為了勉強完成先父遺志的一番努力，後竟落得如此慘淡收場。

153弄月吟花有幾人 第四章

學士心中鬱悶，便要開口告辭，唐寅說道:“請先生跟我到後堂來，或能解你心中之疑問。”於是讓書僮掌燈入內，卻見堂中一位娘子，珠簾遮面，玉步輕搖，見了學士，低頭便拜。學士慌忙還禮，娘子卸妝再視，分明就是秋香。

今讀其集，有時風神散朗，辭句婉麗，殊類劉夢得，有時諧俗俚歌，儁永有味，一如王梵志，這便是“初尚才情，晚年頹放”之故了。

——楊靜盫

序章  我是誰

柴門深掩雪洋洋，榾柮爐頭煮酒香。是詩人安穩處，一編文字一爐香。 ——題《柴門掩雪圖》

當我們開始訴說唐寅時，腦海中總是會同時閃現出他的詩詞、逸事，以及俯拾皆是的民間笑話。這其中有不少是極為真實的材料，比如唐寅本人的作品或者朋友對他的評贊，但更多的則來自野史筆記、民間傳說。對於一個嚴肅的學者來說，辨別史料是非做不可的工作，即便在經過長期的檢索後，發現這種做法是徒勞無功的。關於唐伯虎的資料非常少而且並不可靠，許多史料之間也不存在真實與虛構的界限。就以眾口相傳的“九仙祈夢”而言，看上去荒誕不經，令人難以置信，但卻明明白白地記錄於唐伯虎好的朋友祝允明為其寫的墓誌銘中。凡此種種，直到今天仍然會引發各種爭議。於我而言，我更感興趣的是研究活躍於老百姓唇舌之間的那位風流的唐解元——他的形像是如何產生的，又在何種程度上偏離了歷史上真實的唐伯虎。如果一個人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象主要源於民間，那也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民間的傳聞比正式的典籍更貼近當代人的內心世界。出於此種考慮，本書採取的寫法也就和一般意義上的傳記判然有別。我對嚴肅的史料和民間的逸聞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更重視追尋唐伯虎的心靈軌跡，而非考證其生活遭遇，更不想做政治或倫理上的批判，如果因此而引發學院派研究者的不快，那當然是筆者的過錯。

正傳後講，先扯閒話。我們就從一個民間笑話說起。有一日，蘇州吳縣縣官要徵收虎丘的茶葉，便命差役拿了征收額督促虎丘的和尚繳納。和尚們無法完成，差役就押解和尚們向縣府交差。縣官下令打和尚們三十大板，並且在大街上張貼佈告。和尚們又急又慌，情急之下聽說縣官非常尊重唐伯虎，便託人帶著重禮去拜見，但唐伯虎拒收禮物。

這天，唐伯虎出遊，恰巧遇見和尚們遊街示眾，他突然來了興致，攔住差役，要來筆墨，在木枷上寫了首打油詩：

皂隸官差去採茶，只要紋銀不要賒。

縣里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

縣官聽說後，便問木枷上的詩是誰寫的，當聽說是唐伯虎時，縣官哈哈一笑，便放了那些和尚。

這則故事看起來有些俚俗，但奇怪的是，這可能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唐伯虎。對於傳統的士大夫而言，唐寅之所以成為偶像式的人物，在於其狂傲的氣質、驚人的才氣，乃至落魄一生的遭遇，他們從他的身上尋找到了某種心靈寄託。民間的唐伯虎帶有明顯的市井氣息，更像是一個沒有節操的段子手，浪蕩而不下流，俚俗而有趣，能夠運用聰明才智來打破世俗的清規戒律，化解封建體制對人性的壓抑。如果按照傳統的觀點來看，這兩種唐伯虎的形象高下立判。但問題在於，誰都無法輕易地將民間傳說中的唐伯虎剝離，誰也無法輕易判斷唐伯虎不是這樣一種人。我們只能說，唐伯虎大概具備了類似的個性，才會給後人想像的空間。否則，別人為什麼不把這種笑話加到同樣出名的沈周或文徵明身上?事實上，即使在明清士大夫的筆記中，我們也能找到不少類似風格的記載：

吳郡一僧，以犯姦事發，架號通衢，伯虎戲對僧吟曰:“精光頂上著紫光，頂有情人，受一無情棒;出家人反做在家人，小和尚連累大和尚。”一時聞者無不絕倒。 (《風流逸響》)

伯虎與客出遊，見一果園茂甚，乃戲踰垣盜果，忽墮廁中，諸客從牆外伺之，寂如也。客私謂伯虎且已飽啖矣。一客少年曰:“吾輩盍往從之?”遂先諸客踰垣，亦墮廁中，見伯虎蹲踞其右，曰:“君亦來享此耶?幸勿言，當與諸君共之。”少頃，客相繼踰垣，俱僕廁中。伯虎相顧大笑，其狂誕如此。 (《唐伯虎軼事·錫山孫寄生談》)

聯繫到明末士風的頹喪，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前面笑話中的唐伯虎無疑跟歷史上的唐伯虎是有聯繫的。士大夫的評述和民間傳說中的記載，雅俗的區分超過實質的區別。當然，到了通俗文化日益發達的今天，唐伯虎的名聲已明顯超過了他的詩名、畫名。他雖然以才子立世，但他的名聲卻大大超過了一些才氣不遜色於他的士人，比如他的知交好友文徵明和祝枝山。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唐伯虎的個性才是他為後世留下的知名的遺產。而這種個性也不僅僅是一般評論家所列舉的那幾種:比如狂傲，徐渭未嘗不狂傲;比如風流，歷史上本色當行的多了;又如淡泊功名，唐伯虎的好友張靈比他徹底得多，也同樣才華出眾，但別人只會在提到唐伯虎、祝枝山時才稍帶提及。至於書畫，唐伯虎在中國古代可算是流的作者，但還稱不上是殿堂級人物。他的詩文地位就更低了。後來將他的詩文匯集刻印的何大成故意說過這樣的反語：“伯虎小詞，率多浮薄傷雅;且不足供覆瓿，奈何災木邪?”可見當時有不少人認為出版唐伯虎的詩文是一件災及梨棗的事情。現在有不少人喜歡將唐伯虎跟蘇東坡相提並論，但這二人之間的差距是很明顯的。兩人雖然都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才子，但蘇東坡的才華無疑從品格上就比唐伯虎高出許多。蘇東坡可算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偶像，在他的身上幾乎找不出任何缺點:詩、詞、散文、書法、繪畫，他樣樣都是大家;談政治頭頭是道，講佛道也能口舌生花;居廟堂之高則憂天下，處江湖之遠則與民同樂。他是老百姓、士大夫甚至皇帝都推崇的人物。他能在歌筵中風流快活，但不影響他的上書議政;他能在窮荒之地細數煙花，但不墜其青雲之志。如此驚世絕豔之才，無怪乎南宋孝宗皇帝在追贈其為太師的聖旨中感慨道:“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論世。”

讓我們略微分析蘇東坡與唐伯虎的差別，則可發現，蘇東坡的形象主要是由文人創造的，而唐伯虎的形象卻主要源於民間傳說。我們今日說起唐伯虎，仍然如鄰家男孩般親切;而談論蘇東坡，卻已經是閉門讀書式的玄談。我們可以隨意將唐伯虎作市井式的發揮而不必擔心遭人嫉罵，但若有人用同樣的口吻提及蘇東坡，恐怕隨時會惹來一場口水官司。同樣是才子，蘇東坡展示的是中國文化中雅的一面，而唐伯虎則留下了俚俗的形象，縱使他也曾經在數千人才中拔得頭籌。能夠說明他在當今市民心目中的形象的，莫過於香港演員周星馳主演的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以傳統研究者的視角看，這部片子毫無史實根據，但它卻成為“後現代”喜劇電影的經典，擁有無數狂熱粉絲。讓一些傳統文化喜好者跌破眼鏡的是，像下面這樣一段離經叛道的唐伯虎自述，竟成為年輕人的愛：

小人本住在蘇州的城邊，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樂無邊。誰知那唐伯虎，他蠻橫不留情，勾結官府目無天，占我大屋奪我田。我爺爺跟他來翻臉，慘被他一棍來打扁，我奶奶罵他欺善民，反被他捉進了唐府，強奸了一百遍，一百遍，後她懸樑自盡遺恨人間。他還將我父子，逐出了家園，流落到江邊。我為求養老爹，只有獨自行乞在廟前。誰知那唐伯虎，他實在太陰險，知道此情形，竟派人來暗算，把我父子狂毆在市前，小人身壯健，殘命得留存，可憐老父他魂歸天!此恨更難填。為求葬老爹，唯有賣身為奴自作賤，一面勤賺錢，一面讀書篇，發誓把功名顯，手刃仇人意志堅!從此《唐寅詩集》伴身邊，我銘記此仇不共戴天!

這一番驚世駭俗、看似咬牙切齒的言語出現在影片中，絲毫不能激起觀眾的道德同情，反而轉化成一種戲謔性的狂笑，因為觀眾知道唐伯虎是在胡說八道、裝瘋賣傻，其嚴肅的語義被其誇張的肢體表現形式和外在的語境給消解掉了。在另一個方面，影片又通過這種形式，把當代年輕人反抗權威、追求娛樂的一種集體無意識，跟數百年前唐伯虎身上那種遊戲人間的氣質連接起來，使唐伯虎這棵“老樹”開出了“新花”。在舊時讀書人的心目中，唐伯虎的知名度不可謂不高，但他的故事傳播從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世俗成分，實際上，這種文化的生命力極其驚人。在不同的朝代，它在底層百姓的心目中像野草一樣洶湧地生長，蔓延開去。馮夢龍的《唐解元一笑姻緣》首發其端，舊時的一部《唐祝文週四傑傳》更是風靡民間，評彈《三笑姻緣》則傳遍大江南北。唐伯虎已經從一個歷史中的人物，一轉而成為傳說中的人物。唐伯虎風流不羈的形像也正是因為這些民間作品的傳播而深深地植根於一代又一代民眾的心中。

如果我們細細追溯歷史，當然可以糾正民間傳說中一些明顯牽強的說法。比如唐伯虎到處花天酒地，好像從不缺錢，其實他的家境也只是小康，中年後更是陷入困厄。又說他有九個老婆，其實只是因為他的第三個妻子俗稱九娘。還有坊間艷本傳唐伯虎點秋香之說，則純屬子虛烏有。如果說蘇東坡的神話是被士大夫的熱愛和崇敬堆積起來的，那麼唐伯虎的傳說則帶有更多市井細民的熱情和理想，當然也包括了粗俗和色情。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稱讚蘇東坡的名聲並非僅僅源於其才華，還源於其身上的那種堂堂正氣。對於唐伯虎來說，其名聲同樣也逸出才華之外，但身上帶有的卻不是士大夫推崇的浩然偉大的氣質，而是樸實、親切的特性，有些時候甚至喜歡耍一些小聰明。唐伯虎和蘇東坡都是幽默之人，但我們無法說清楚哪一種幽默的層次更招人喜歡一些。林語堂本人顯然更推崇蘇東坡，他認為一個人文章的精神風格能夠映襯出他的人品。這話當然說得沒錯，但問題在於，我們無法認定哪一種文章的精神風格是永遠屹立不倒的，正如林語堂自己也常常被譏為只談幽默而迴避政治的滑頭人物。他推崇蘇東坡的凜然正氣，那種真淳的精神風骨，然而一般的老百姓可能會對此敬而遠之，因為他們從唐伯虎的身上可以發現自己。林語堂推崇蘇東坡為具有現代精神的古人，但唐伯虎又何嘗不是?風流瀟灑的唐伯虎與窮困潦倒的唐寅，孰是孰非?其《伯虎自讚》中言道：

我問你是誰?你原來是我。我本不認你，你卻要認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卻少得我。你我百年後，有你沒了我。

這是靈與肉的對話，同時也是兩個自我的對話。如果有誰想對唐伯虎妄下斷語的話，那麼倒不妨學習唐伯虎，先捫心自問一下自己究竟是誰。

為彌補“吳門畫派”及“文徵明”相關題材在大眾傳記領域內的不足

“吳門畫派”是中國藝術史上的一個重要流派，文徵明憑藉書畫與沈周、唐寅、仇英合稱“明四家”，憑藉詩文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並稱“吳中四才子”，可謂詩、文、書、畫“四絕”。這樣的文徵明在時人眼中是一流人物。目前市場上關於“文徵明”的作品雖多，但以畫冊、書法作品為多，其重點在於其書畫的技法與理論研究；其圖書傳記類市場上並不多見。尤其是在大眾市場上品類不多。本書與同系列之“唐寅傳”“沈周傳”“仇英傳”一道，以“明四家”為傳主，彌補了目前圖書市場在這一領域內的不足。

?外界喧囂，文徵明卻能以從容不迫姿態保持個性的獨立。他的人生軌跡和他的詩畫一樣，是留給後人的珍貴精神財富

文徵明的一生看似平淡，但他的魅力恰好就在於從容不迫之中。與同時代的其他才子相比，他的一生不如唐伯虎、祝枝山等人過得風流。他置身放縱禮法的年輕才俊中，顯得格格不入，也因此產生不少衝突；而他自己，也從一心入仕到終於放下執念，於詩酒酬唱、書畫鑑賞中度過一生，平淡卻豐富——他是如何處理與他人的矛盾？又是如何安頓自己的內心？全書探查了文徵明看似平淡的生命軌跡，看到他曾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徘徊，對生命有過痛苦的感受。

不是簡單地為文徵明之畫提供背景材料和入門須知，而在於為重睹數百年前的藝術氣象和藝術精神，打通冥冥中存在卻無法盡情揭櫫而出的生機勃勃之脈象。

作者深入文徵明的生活，觸摸他深埋於水下的藝術人生和藝術精神，揭示文徵明的“個性密碼”，希望給處於當下的讀者以啟示。作者在書中將文徵明的人生軌跡與當時社會的發展絡脈交織在一起，令讀者對數百年前的藝術氣象也將有更深的體會。

圖文珍藏版，印刷精美。全書收錄文徵明現存傳世名作。內文采用進口純質紙印刷，極大程度還原畫作色彩、細節。

文徵明憑藉書畫與沈周、唐寅、仇英合稱“明四家”，憑藉詩文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並稱“吳中四才子”，可謂詩、文、書、畫“四絕”。這樣的文徵明在時人眼中是一流人物，加之父執輩為官均有作為，從政一時成了文徵明的理想。然而在九次應試九次不第後，他終於放下執念， 在詩酒酬唱、書畫鑑賞中度過一生，平淡中自有精彩。

文徵明的平和與淡泊在當時格格不入。好友如唐伯虎、祝允明大多風流 不羈，可文徵明生活在江南佳麗地，置身放縱禮法的年輕才俊中，卻能 力摒流俗，做到“平生不二色”。與世不合的文徵明與周圍人的衝突自 然不可避免。少年時，他內心也曾升騰起掙脫現實的火焰，但到暮年， 這股火焰已歸於對自我的完善。終於，身兼藝術家和儒者雙重身份的文 徵明在平淡中實現了精神的自由。他去世時的場景彷彿濃縮了這份自 由 :在蘇州，九十歲高齡的文徵明坐在書房的小椅上離世，面前是整 齊攤開的紙筆。

可人們在探查文徵明看似平淡的生命軌跡時，除了看到他在藝術上的突 破和他對理想、道德的堅守外，也能看到他曾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徘徊， 對生命有過痛苦的感受。本書希望探入文徵明平淡的生活水面，觸摸他 深埋於水下的藝術人生和藝術精神，以便讀者更多地了解文徵明其人以 及他諸多創造精神的發端。由於作者將文徵明的人生軌跡與當時社會的 發展絡脈交織在一起，讀者對數百年前的藝術氣象也將有更深的體會。

王進

資深媒體人。以明代文學為研究方向於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獲碩士學位。畢業後先後就職於《東方早報》、《中國證券報》、中央電視台等媒體，採編作品曾獲“中國新聞獎”等傳媒獎項。

序  章  丹青寄夢 

第一章  少年徵明 

不過，獨具慧眼的父親文林卻十分偏愛和看好這個八九歲 了還說話含糊不清的孩子，認為文徵明會大器晚成，他對 品評二兄弟的眾位賓客們推薦小兒子，得意地說 :“這個孩 子神明內蘊，日後必定有所成就，不是他的兄長所能比得 上的。” 

第二章 鄉居讀書  

南京此時正是一年中為適宜的氣候。和“金陵三俊”在 一起的日子裡，大家嘯傲江湖，斗酒聯詩，度過了人生中 快樂而短暫的一段時光。

第三章  多事之秋 

冬日的屋外天地肅殺，白風呼嘯，大自然的蕭瑟和嚴寒更 引發了文徵明心中的悲涼和頹喪。他把服侍自己的妻子和 丫鬟都請出去，自己枯坐斗室之中，有氣無力地斜倚著靠 枕，瞪著火盆出神。

第四章  漸入中年 

同輩的好友，落魄的落魄，去世的去世，冷落的冷落。而 上一輩的老人，也漸漸都逝去了。 “靜思語笑常如在，晚及 門牆愧不終。塵滿西堂賓客散，淒涼叢桂月中明。”每個老 人的逝世，都是一段歷史和回憶的死亡，文徵明覺得自己 的心態漸漸老了。

第五章  偶入仕途 

然而，兩個月後，還在路上的文徵明又聽到一個噩耗 —— 祝允明在貧病交加中去世了。 “吳中四子”如今只剩他一個， 而辭官回鄉的都穆，也奄奄待斃。他不禁淒然地想，當年 的繁華，如今是否已經開始零落成泥? 

第六章  往事成煙 

三十年過去，畫作所用的白宣紙隱隱地泛黃了，捲軸附近 污跡斑斑，一覽無遺地宣告著它離別主人之後的遭遇。是 的，這確實是三十年前那幅被書懂偷去的水墨山水《桃源 圖》，是他心中的世外桃源。

第七章  淡泊晚年 

他迷上了聽崑曲和聽人說書。喜歡聽童子唱曲，喜歡聽 宋江故事，往往帶上孫兒元發，帶上扇子、小凳，在街頭 的攤上一坐就是一個上午，聽得津津有味。

第八章  悄然離世  

當小童再度回來時，驚訝地發現老人手上還捏著毛筆，人 卻已靜靜地離開塵世了，如蟬蛻，如落葉，只剩了一個銀 須銀髮、微笑慈祥的軀殼，默默無言地領受著世人向他傾 灑的淚水。

附:文徵明年表 

後記

16—18世紀的300年間，文徵明在中國的影響力，相當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米開朗琪羅。 ”

——柯律格（牛津大學藝術史教授）

序章  丹青寄夢

文徵明逝世時的場景，不知道是不是他一生的濃縮象徵:嘉靖三十八年(1559)春二月，正是自然界乃至整個明王朝政治氣候乍暖還寒的時候。江南蘇州，文徵明正襟危坐在書房的小椅上，瞑目逝去，彷彿沉浸在書畫構思之中，又彷佛創作之餘的小憩。面前是整齊攤開的紙筆，翰墨飄香——他死都死得很儒雅，而且得享九十歲的高齡。後世用“翛然若蛻”“翛然若仙”來表達對一代大師離世之從容和圓滿的羨慕。這一天，同他的三位好友，與他並列“吳中四才子”的唐寅、祝允明、徐禎卿的死，已經相隔了數十年。由於他的大名、他的高壽，在時人的眼中，他已是“活神仙”般的一流人物，大批拜讀了他的詩文，賞鑑了他的書畫的門生、文人或者權勢貴冑們，都紛紛慨嘆沒有和這位“前代大師”生活於同一時代，卻不知大師就在他們中間——“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為異代人”。

文徵明這一安於平淡和歸隱的姿態，大約可以貫穿他的一生。這是一個沒有傳奇與戲劇色彩的人物。他的九十年人間暢遊的經歷，除了剛剛出生時有點兒古怪(史載文徵明連著數年不大會說話和走路)以外，在其餘的漫長歲月裡，他“相對自由”地讀書、賞景、習畫、練字、考科舉而屢不中、被推薦入朝而迅即逃回以及後在藝術和自然世界中輕鬆棄世而去。說他自由，是因為他既沒有官場的羈絆和束縛，也沒有“立德立言”的著述精神和不捨追求，他在自己的愛好和趣味中度過一生，這是幸運的——比之於唐寅在悲苦中死去，祝枝山在不認不服中逝世，徐禎卿在艱難跋涉的三十二歲英年之時不捨地離開。

古人每每嘆息:“絢爛之極反歸於平淡。”我們會覺得，其餘諸人一生的緊張和繁華，即使如唐寅那樣播傳於眾口地春花絢爛、才子風流、火樹銀花、流星綻放，終都不敵文徵明的平靜和淡泊。文徵明的魅力在於他無論是作為自然個體還是作為藝術家，迷人之處恰好就在於這份從容不迫。他的畫作，也正是帶著這份精純的藝術氣韻，在中國畫史上，同沈周、唐寅、仇英一起，共創了吳門畫派，被後人合稱為“明四家”。故而文徵明的一生，既是暗藏著政治之夢的隱士的一生，更是不折不扣恬淡藝術家的一生。相比之下，“吳中四子”中的其他人就未必有這份藝術的純粹。所以，文徵明在詩歌、散文、書法、繪畫之間游刃有餘，並在數個領域都創造了時代的奇蹟，奠定了自己的藝術史地位。這一點，同沈周、唐寅、祝允明、徐禎卿等只在某個或某幾個藝術領域中達到精純和大師地位是不同的，這倒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兼通多種藝術派別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等藝術巨人頗為相似。

這本畫傳，正是希望探入文徵明這種平淡生活的水面，觸摸他深埋於水下的藝術人生和藝術精神。雖然這有些像花港觀魚，有些像極目遠眺，有些像趴在山頂的俯視，遠遠近近的、模模糊糊的，但是希望大家能通過這本書更多地了解他許多畫作的由來，許多創造精神的發端。

文徵明本名壁，字徵明，後以字行，於是改字為徵仲，改名為徵明。由於文家先祖曾在衡山縣居住良久，所以以“衡山居士”為號。他思想寬容、敏銳，性情卻沉穩執著，有時甚至近於固執。他不喜歡修整容貌儀表，不喜歡接近女伎，而重容儀喜女伎則是當時社會的標誌性風氣，從達官貴人到市井小民，莫不如此。他力摒流俗，甚至有“平生不二色”的名頭，在以溫柔佳麗地著稱的江南，且置身一群放縱禮法的年輕才子中，這是一件難得和不可想像之事。 “小事不小”，從他的詩文、思想與“色”之一字的矛盾上，可以看出他大致所趨同的人生態度和性格。而同樣“不好色”的禮法之士、衛道之夫，同文徵明這樣的外忠厚、內自由的時代人物，還是不一樣的。他生性豁達，但朋友間如有小過錯，卻又斷然不放過，經常不留情面地指出來;朋友間誰有一技之長，他也從不吝讚美之詞。所以，文徵明始終不失赤子之心，是真性情之人。

但是，後世史論家都執著地認為，文徵明的忠厚性格以及由這種性格所決定的平靜生活的抉擇，並不能掩蓋他對個性和自由的嚮往。文徵明固然少年老成，始終將儒者的風範乃至老來長者的儒雅展露給鄉人，甚至被尊為地方道德標準的“楷模”

(史書曰:“晚歲，德尊行成，海宇欽慕。”)。由於人生道路的蹭蹬不平，也由於思想、性格的與世不合，文徵明和他周圍的一大批人常常與周圍環境發生衝突。但是，他的個性不改，他的朋友，祝、唐、徐三人，均是狂傲不羈之人，他們以強烈的個性精神與社會勢力對抗，追求自由生活，蔑視社會規範，因此用常人眼光來看，不免有些畸形和變態。三人的作品多次表達了這種安於癲狂和尖銳的姿態。祝允明有《祝子罪知錄》，唐寅有“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之宣言，文徵明雖然表現得溫和與內斂得多，但他日日與此等人為伍，一同高談闊論、抵掌嘆息，大家相近的新思想和新見解可想而知。只是文徵明沒有更多地表現在行動和外表之上，而是表現在藝術創作之中罷了。

所以，文徵明雖然沒有唐寅的詩酒風流、大喜大悲，沒有祝允明的張揚尖銳、憤世嫉俗，沒有徐禎卿的少年意氣、揮斥方遒，而且除了九次科舉考試、一次短暫出仕之外，終其一生幾乎沒有走出過蘇州方圓，但他也深藏年輕時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也時露中年後日趨強烈的家國之憂。他的壯年時期，恰逢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間，宦官專政，奸臣當道，國家外表強大而內實處風雨飄搖之中。尤其在思想領域，新舊之爭，彷彿老樹對抗新枝，彷彿方生方死之間的明暗交替和誓不兩立，其驚心動魄，非筆墨所能盡述。然而，文徵明猶豫再三，終選擇了在藝術世界的平靜棲

居。沒有從政，也沒有啟蒙之志。老實說，以今天的眼光看來，如果文徵明出仕，也未必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許多比他更具政治天賦的人，如父執輩的莊昶、吳寬、楊一清、王鏊，以及其父文林、叔父文森等，都選擇了隱居、辭官等諸般掛冠而去的無奈舉動。文徵明外平淡而內自由的性情和藝術天賦，實在適合藝術創作。他的一生雖然幾乎都是在山水優游、詩酒酬唱、書畫鑑賞中度過，但平淡之中有自然的精彩，有藝術上艱難的突破，有作為儒者對理想和道德的堅守，有作為個體對生命的苦痛感受，也有在出入之間迷惘的徘徊。我們看他一生的點滴痕跡，看他的詩文甚至詞的創作，看他的洋溢著山林野趣的畫作，也許能對畫家的痛苦與他終轉向藝術有更深體會。

為彌補“明四家”及“沈周”題材在傳記領域內的不足

作為 “明四家”之一的沈周是吳門畫派的開創者，他已經成為中國美術史上極具獨特價值的部分。對於沈周的研究，見於各類論文，有關著作也不在少數，但以畫冊見多，其重點在於其書畫的技法上；其圖書傳記類市場上並不多見。

以精神世界的獨立對抗現實世界的污濁，明代文人中不以仕途平順為追求的“非主流”姿態，這是沈周最珍貴的遺產

在中國古代無數文人士大夫中，沈周的一生無疑是平淡的。然而愈深入了解沈周 , 便愈能感覺到他平淡生活背後的獨特。詩文才情曾給沈周帶來仕途上青雲直上的機遇，但沈周拒絕了。他選擇隱逸。他隱居鄉里並不僅僅“獨善其身”。在他的詩作中，常常可見關心民生的篇什。這些無不體現了儒家“民胞物與”的博大胸懷。過了而立之年的沈周，逐漸構築出自己的精神世界。沈周雖不像某些晚明文人那樣具有叛逆性，敢於藐視傳統，卻也有著自 己獨立的思考，正如其詩說 :“納納乾坤內，秋風自布衣。”本書即以沈 週的一生為主線，在為讀者介紹其成長道路與藝術成就的同時，刻畫了 他是如何在遵循傳統倫理道德的基礎上，以“非主流”的姿態生存。

圖文珍藏版，印刷精美。收入沈周現存傳世名作。內文采用進口純質紙印刷，極大程度還原畫作色彩、細節。

沈周雖與唐伯虎、文徵明、仇英並列“明四家”，但他在“明四家”中 的人氣遠遠不如同時期的唐伯虎和文徵明。是因為沈周的才情不如他 們?正相反，沈周少年即有文名，被認為才比王勃 ;他是影響後世的 “吳門畫派”的開創者，其畫作無論當時還是後世皆被奉為“神品”。沈周的才情也曾給自己帶來青雲直上的機會，是他自己拒絕入仕。

沈周為何如此低調?在以仕途平順為文人普遍追求的時代，是什麼讓他選擇“隱逸”?

沈周雖不像某些晚明文人那樣具有叛逆性，敢於藐視傳統，卻也有著自 己獨立的思考，正如其詩說 :“納納乾坤內，秋風自布衣。”本書即以沈 週的一生為主線，在為讀者介紹其成長道路與藝術成就的同時，刻畫了 他是如何在遵循傳統倫理道德的基礎上，以“非主流”的姿態生存。

全書結合沈周所處的時代背景，並配合其不同階段的高清畫作四十多 幅，形成了藝術作品與創作者生命歷程的對照，令人物形象更立體、飽 滿，是全面了解沈周及其藝術成就的極佳讀物。

段紅偉 

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先後任教於高校及教育培訓機構，從事古代文學撰述與教育工作多年。主要著作有《在淡泊寧靜中綻放：沈周傳》，譯著《政治科學中的製度理論：“新制度主義”》(合譯)。

序章 納納乾坤內 秋風自布衣 

在中國古代無數文人士大夫中，沈周的一生無疑是平淡的。然而愈深入了解沈周 , 便愈能感覺到他平淡生活背後的獨 特。詩文才情曾給沈周帶來仕途上青雲直上的機遇，但沈 週淡然拒絕了。他選擇隱逸生活，使明王朝的官僚體制中 少了一名普通官吏，藝術史上多了一位傑出的大師。

第一章 才比王勃美少年 轉益多師初學畫

沈氏世籍吳興(今浙江湖州)，元朝末年移居蘇州相城，歷代布衣，族無顯宦，卻儼然吳中望族。這與沈氏世代書香盈門、書畫傳家是分不開的。沈氏與繪畫的不解之緣起自 沈周曾祖沈良。

第二章 隱兮隱兮君子儒 高山流水幾知音 

沈周不出仕，但他隱居鄉里並不僅僅“獨善其身”。在他的詩作中，常常可見關心民生的篇什。這些無不體現了儒家 “民胞物與”的博大胸懷。過了而立之年的沈周，逐漸構築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向人們展示出他成熟的性格。

第三章 西湖勝概存筆底 此行逐漸開生面

沈周既是文人，亦是隱士，又是畫家，這種三位一體的身份，使他對山水的喜愛流動於血脈之中。 “遊山玩水”的要求更是不言而喻。

第四章 暢游江南山水郎 揮毫染翰師造化

沈周繪畫作品中有大量是繪寫江南實景山水，另外還有許 多作品雖無具體反映對象，但也顯然融會了江南自然山水的特點，是作者先陶醉於自然界的風光，再流於紙上的結果。他以暢游江南而得山水真意，又以山水真意融於筆墨之中，便有了這一幅幅中國藝術史上的精品傑作。

第五章 傷心詩畫酬親友 幽懷快意隔死生

沈周曾自謂“天地一癡仙”，他的一生痴於親情和友情，痴於山水，痴於繪畫。親密的人去了，他無比悲痛。當然他不會沉溺在悲痛中不能自拔，這種悲痛轉化為深深的眷戀，永遠縈繞在心底，從不曾因時間的流逝而淡薄。

第六章 譽滿天下居林下 明代丹青人 

晚年的沈周，身上依然充滿令人羨慕的活力，絲毫不顯垂 暮之態。以副都御史之職總撫蘇州、松江、應天的彭禮，在巡行到蘇州時，曾召見沈周，歎賞沈周不僅精於詩畫， 而且詳於治理之餘，竟沒有意識到沈周已是七十六歲的高齡，提出讓沈周留在自己的幕下任職。連皇帝的徵聘都不感興趣的沈周當然婉拒了。

附:沈周年表

後記

在本書中，我要向讀者朋友講述中國古代一位知識分子的一生。

他叫沈周，出生於明代的蘇州。用傳統稱謂來說，這個人是“士”階層中的一員；對於後人來說，他是一名詩人和畫家。在中國古代無數文人士大夫中，他的一生無疑是平淡的。他沒有李白的疏狂傲世，更不會有李白“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的傳奇經歷；他沒有蘇武的“一肚皮不合時宜”（蘇軾的侍妾朝雲這樣評論蘇軾），也就沒有蘇軾身歷宦海浮沉、人生挫辱的坎坷遭遇，以及“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曠達飄逸。

也許選擇他做傳主，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他不曾捲進歷史漩渦，不曾參與政治鬥爭，既不憤世嫉俗，也不風流倜儻，又是生活在一個還算太平的時代、非常富庶的地方。他的一生就像平原上一條波瀾不驚的河流，不論在人格上還是經歷上，都缺乏李白、蘇軾那樣令人津津樂道的魅力。

沈周集文人、隱士和畫家三位於一體，在身後以畫名垂世，但在生前同樣以“詩”和“隱”受到長輩的期許、同輩的敬重、晚輩的推崇。他在繪畫中溶入了自己的文氣和隱意，隱逸型文人的心態和生存狀態成就了他在繪畫史上的地位。

最早了解沈周，是緣於我的導師——復旦大學古籍所陳正宏教授。陳正宏師曾給文博系本科生開設“中國繪畫史”課程，我去旁聽了一個學期。講到元明部分，文人畫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而陳正宏師曾撰寫過《沈周年譜》，這本書使我對沈周的生平有了較為完整的認識。可能因為作者是自己的老師，故而對沈周別有幾分親近，甚至心中還很可笑地為沈周抱不平:同樣是“明四家”之一，論才，沈周少時即被比為王勃，書無所不讀，詩文亦被廣為傳誦;論畫，沈周是開創吳門畫派的宗師，受到當時和後世的高度推崇，嘉靖年間蘇州名士王穉登在所著《吳郡丹青志》中選錄的到其時為止的明代二百年間的蘇州畫家，位居*、畫作被奉為神品的只有沈周一人……但在後世，在繪畫領域之外，沈周的名氣卻遠不如唐寅來得響亮，甚至還比不上文徵明。也許是因為沈周的性格平和、經歷平淡吧，少了幾分傳奇色彩，也就少了談資。可是如果將沈周放在明代知識分子群體中，反而會發現，沈周的這種平和與平淡，竟也是他的獨特之處。趙園先生在《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一書中提到了明代士人的“戾氣”，指出“躁競”“氣矜”“氣激”是士人在明朝這一政治暴虐時代的普遍姿態。這樣看來，沈周接受和奉行主流的倫理道德規範，卻選擇了非主流的生存姿態，也是不平凡的了。

序章  納納乾坤內 秋風自布衣

在本書中，我要向讀者朋友講述一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生。

他叫沈周，明朝人，出生於蘇州府長洲(在今蘇州市內)。用傳統稱謂來說，這個人是“士”階層中的一員;對於後人來說，他是一名詩人和畫家。在中國古代無數文人士大夫中，他的一生無疑是平淡的。他沒有李白的疏狂傲世，更不會有李白“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的傳奇經歷;他沒有蘇軾的“一肚皮不合時宜”(蘇軾的侍妾朝雲這樣評論蘇軾)，也就沒有蘇軾身歷宦海浮沉、人生挫辱的坎坷遭遇，以及“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曠達飄逸。

也許選擇他做傳主，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他不曾捲進歷史旋渦，不曾參與政治鬥爭，既不憤世嫉俗，也不風流倜儻，又生活在一個還算太平的時代、一處非常富庶的地方，他的一生就像平原上一條波瀾不驚的河流，不論在人格上，還是經歷上，都缺乏李白、蘇軾那樣令人津津樂道的魅力。

然而愈深入了解沈周後，筆者感覺到了他平淡生活背後的獨特。這種獨特使筆者對他的喜愛和尊敬不亞於對李白和蘇軾的感情。他讓筆者聯想到了一個關於西方古代一位知識分子的小故事。

那是基督出世前的古希臘時代，有一位哲學家叫第歐根尼，他一生大部分時光都在古希臘地區的科林斯城度過。他沒有房子，沒有衣服，只有一張毯子和一個桶。毯子就是衣被，白天披在身上，晚上蓋在身上;桶就是房子，他睡覺的地方。他卻認為自己比波斯國王還要快活。

故事中的另一個主角是馬其頓的國王亞歷山大，這位年輕的君主是後世公認的偉大軍事家，他創建的馬其頓帝國是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還在他遠征亞洲前，他就已是希臘城邦聯盟的首腦，到處受到歡迎、尊崇和奉承。有一次亞歷山大親自去拜訪第歐根尼，後者正披著破毯子，心滿意足地躺在破桶中。那天天氣晴朗，陽光和煦。亞歷山大站在第歐根尼面前，先開口致以和藹的問候，然後說:“第歐根尼，我能幫你做些什麼嗎?”

“能，”第歐根尼說，“站到一邊去，你擋住了我的陽光。”

亞歷山大的部下和圍觀的希臘人發出一陣竊笑，為第歐根尼的狂妄自大和不識抬舉，也為他錯過一個可能改變自己命運的好機會。亞歷山大隻是一陣驚愕的沉默，慢慢地轉過身，對著身邊的人平靜地說:“假如我不是亞歷山大，我一定做第歐根尼。”

亞歷山大聽懂了第歐根尼的話。亞歷山大是一國之主，是人人崇敬的英雄，又有無上的權力和財富，第歐根尼卻一無所有，他只要接受亞歷山大的恩賜，立刻就可以變成富翁或官員，但這些世人欽羨的東西，對第歐根尼來說，卻還抵不上眼前的一點陽光。在國王的眼中，第歐根尼是臣民中可以忽略不計的，而第歐根尼同樣蔑視王冠和權杖，他對自身的價值有的自信，不再需要君主的恩賜來加以證明或升值。所以亞歷山大才會發出這樣的感嘆:如果他不能征服廣袤的領土，如果他不能掌握世俗的權力，那麼他寧願做第歐根尼，雖然貧窮，卻依然擁有真正的獨立和自由。

筆者之所以引述這個小故事，就是因為沈周的獨特正在於他追求與第歐根尼相似的獨立的個體價值和自由的精神世界。像第歐根尼那樣的知識分子，在後來的西方歷史上並不鮮見，他們與政治是疏離的，專注於文學藝術的創作或者科學研究，世俗的權力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君王的讚賞也許會讓他們感到榮耀，但絕不會以之作為衡量自己價值的尺度。

中國的情況則不然。中國文化的傳統從上古就強調個體對集體的依附，個體的價值只有在對集體的服務和奉獻中才會得到承認和肯定(例如偉大的詩人屈原，本也是忠於楚國，一心要把楚國引向光明的方向，但由於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較多地讚美自己的高潔，把自己置於楚國貴族集團的對立面，就被東漢史學家班固指責為“露才揚己”)。儒家的價值觀更要求知識分子積極地投身於公共事務的管理和建設中，具體地說，就是從政做官:其上者做帝王師，通過對皇帝的影響而使國家進入良好的秩序和正常的運作，達到政治清明，人民安樂;其下者至少也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便把他們自身的價值寄託在政治理想的實現上。我們前面所說的李白，他其實渴望著“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蘇軾也是以“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自詡的。

隨著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日益加強，知識分子自我價值實現的標準更有狹隘化為皇帝個人的認可和讚賞的趨勢。從宋朝時就流行的一首打油詩便說明了這一點:“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詩作表明了這樣一種價值觀:“讀書(成為知識分子)”是整個社會能賦予個體價值的事業，而這種價值的源泉則在於可以出仕做官，為“天子”所重，也就是由皇帝決定。

明朝初年，朱元璋對知識分子——包括在朝的文官和在野的文人——採取了高壓政策。本來立國之初，急需人才，新王朝確實也從全國征召了大批有才識之士，但朱元璋天威難測，朝臣們動輒得咎，說不清哪一天就禍從天降，幾乎是提心吊膽過日子。以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藍玉案為例，被殺的官員及其家屬數以萬計，受牽連者更是多不勝數。不止一位大臣冒死在奏疏中指責朱元璋這種做法，認為“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而吳晗在《朱元璋傳》中也有這樣一段不乏文學色彩的描寫:“網羅佈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脛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網外圍外的在戰栗，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由此不難想像當時知識分子的處境。

朱元璋當然知道自己“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以及濫施法外諸刑罰，會把很多讀書人嚇破膽，不敢出來做官，於是特地發布了一道詔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即有背教，殺而籍沒之不為不公。”這道詔令被收於朱元璋親編的《大誥三編》中，而這些“大誥”是具有與法律等同地位的。 “寰中士夫”，特別是有聲譽的文人，甚至被剝奪了“窮則獨善其身”的權利，陷入了逃無可逃的境地。

著名的明史學家吳晗評論朱元璋為“有史以來權力、地位、專制、獨裁、強暴、缺少人性的大皇帝”。在對待知識分子方面，政治上的高壓、肉體上的消滅只是一個方面，思想上的控制和尊嚴上的摧殘則使知識分子徹底匍匐在皇權之下。顯著的一點就是在科舉考試中“八股取士”，這是中國文化的大厄，也是明代知識分子的大厄。讀書人要想有出路，就只能在“四書五經”的範圍內寫作有固定格式、規定字數的八股文，文章立意須“代古人語氣為之”，絕不允許自由發揮。而就是這個“代古人語氣”也是受到限制的，即使與君主專制稍稍有忤，那麼哪怕是聖人說過也不能“代”的。比如孟子，這位在士人心目中僅次於孔子的聖人，他生於處士橫議、策士縱橫的戰國時代，思想中有一定的民主因素，也堅持人格的尊嚴與平等，這在《孟子》一書中多有反映，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等。朱元璋讀到這些極為惱怒，下令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將孟子逐出孔廟。只是由於孟子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根深蒂固，才收回了命令，但後來仍讓人大肆刪改了《孟子》，將他不喜歡的地方刪去了八十五節之多，餘下一百六十節。

朱元璋的兒子朱棣通過“靖難之變”奪取了侄兒建文帝的皇位後，在對待士大夫時，以恐怖手段威嚇和思想上箝制這兩個方面絲毫不比其父遜色。他攻入南京後，用血腥手段展開了對忠於建文帝者的清洗，當時的一代儒宗，在朱棣發兵前他的主要謀臣姚廣孝曾請求萬不可殺的方孝孺，竟被地誅了十族。即位後，朱棣命大臣編纂了《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等書，不遺餘力地禁錮士人的思想。總之，明代前期的一系列文化措施的終目的就是培養對皇帝服從、沒有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的奴才。回顧明代歷史，可以看出這個目的已經很大程度地實現了。當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被納入了“彀”中，例如本傳傳主沈周，他出生在明代前期，就像拒絕了亞歷山大大帝的第歐根尼一樣，他多次拒絕地方官員的舉薦，甚至拒絕過皇帝的親自徵聘。不過與第歐根尼將大多數傳統的標準和信條看作虛偽的玩世不恭不同的是，沈周性情平和，他恪守著禮儀規範，生性淡泊。如果說他的一生是平原上的一條河，那也是寬闊而深沉的河，有著自己的方向和偉力，沉緩而堅定。生活在政治高壓的陰霾剛剛減弱的年代，他雖不像百來年後的某些晚明文人那樣具有叛逆性，敢於藐視現存的倫理價值觀念，卻也有著自己獨立的思想。他有詩說“納納乾坤內，秋風自布衣”，這詩句中蘊含了他對自己作為獨立個體的價值的不張揚的自信與自傲。他代表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價值取向——在科舉功名之外尋找新的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從依附朝廷走向獨立的人格。

所以，沈周成了一名隱士，一生居於田園，從未參加科舉，但他的“隱”不是與世隔絕、遁跡深山，他依然履行一切世俗義務，並不以“隱”自命清高。他關心國事民生，與中央和地方的許多官員都有親密的友誼。

在隱逸生活中，沈周以藝術創作確立了自己的價值。他痴心繪畫，留下了大量珍品。作為畫家，他初學畫時正值院體畫派風行天下，為世俗崇尚，但他不隨波逐流，而是執著於內心的選擇，投身蘇州地區文人畫習作，並發揚光大，帶動並指導了一批後輩跟進創作，形成了史上的“吳門畫派”，在他的晚年，吳門畫風成為畫壇主流。

沈周集文人、隱士和畫家三位於一體:在身後以畫名垂千古，在生前以“詩”和“隱”受到長輩的期許、同輩的敬重、晚輩的推崇。他在繪畫中融入了自己的文氣和隱意，隱逸型文人心態和生存狀態成就了他在繪畫史上的地位。

詩文才情曾給沈周帶來仕途上青雲直上的機遇，但沈周淡然拒絕了。他選擇隱逸生活，使明王朝的官僚體制中少了一名普通官吏，藝術史上多了一位傑出的大師。

為彌補“吳門畫派”及“仇英”相關題材在大眾傳記領域內的不足

“吳門畫派”是中國藝術史上的一個重要流派，仇英是吳門畫派中具有典型性特徵的人物，對“吳門畫派”或“仇英”的研究，見於各類論文，有關著作也不在少數，但以畫冊見多，其重點在於其書畫的技法與理論研究；其圖書傳記類市場上並不多見。尤其是在大眾市場上品類不多。本書選取“吳門畫派”中雅俗合流、文人和工匠合流具典型意義的畫家仇英作為傳主。

本書作者之一為吳門畫派及仇英資深研究者林家治，其寫作的內容嚴謹，深入淺出。

本書作者之一是從事吳門畫派研究的林家治先生。林家治先生現任蘇州吳門畫派藝術研究院院長。從事四十多年中國美術史、吳門畫派史美術理論研究。出版有《明四大家研究與藝術鑑賞》（四卷本）、《仇英研究》、《壯觀集》、《簡明吳門畫派詞典》、《林家治吳門畫派研究論文選集》、《民國商業美術史》等十餘部專著，計四百餘萬字。許多研究成果突破前賢，為北京故宮、台北“故宮博物院”以及眾多藝術院校碩士、博士研究生撰寫論文所選用。

走進畫壇“異數”仇英的逆襲人生。

在講究書畫一體的中國畫壇中，仇英顯得有些另類 :他匠人出身，一生專注於畫，純粹因畫畫本身聞名。在以文人畫為主流的時代，以“工筆人物”得名的仇英的處境其實有些 尷尬 ;在重視畫家“畫外功夫”的文人畫壇中，他可謂異數，因此少 不了遭遇冷眼。 *終，漆匠出身的仇英，卻得與儒生才子們(沈 週、唐寅、文徵明)共同躋身於“明四家”的行列。他的《清明上河圖》《漢宮春曉》等均成為中國藝術史上不可繞過的傳世之作。仇英是如何做到的？本書中為讀者細緻梳理畫家仇英的生平經歷，勾勒仇英從籍籍無名的工匠到名震藝壇的畫家的成長過程，解決了不少仇英生平懸而未決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

圖文珍藏版，印刷精美。收入仇英現存傳世名作。內文采用進口純質紙印刷，極大程度還原畫作色彩、細節。

在講究書畫一體的中國畫壇中，仇英顯得有些另類:他匠人出身，一生專注於畫，純粹因畫畫本身聞名。

在以文人畫為主流的時代，以“工筆人物”得名的仇英的處境其實有些尷尬;在重視畫家“畫外功夫”的文人畫壇中，他可謂異數，因此少不了遭遇冷眼。但仇英毅力非凡，他憑著勤奮與意志確立了屬於自己的風格。他將精細工筆與青綠山水相結合，詮釋了中國畫的秀麗與意境;他師古、仿古，卻獨具浪漫情懷。正如書中所言，他留如椽畫筆，豎立人間千古，吞吐四方風雲。 *終，漆匠出身的仇英，得與儒生才子們(沈周、唐寅、文徵明)共同躋身於“明四家”的行列。

本書是“藝術的故事”叢書的一種，作者細緻勾畫了仇英的一生，四十多幅配圖與其生命歷程相對照，令仇英形象更加立體。作者將人物與歷史背景相融，將仇英成長、創作風格的演變與他所處的環境相結合，在寫人物的同時也是寫社會生活，極為難得。

林家治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蘇州吳門畫派藝術研究院創始人、蘇州 市企業文化促進會副會長。從事中國美術史、吳門畫派研究四十餘載。先後出版吳派 研究、藝術鑑賞、人物傳記、詞文精粹等專業著作二十多部。著作《民國商業美術史》 為第三屆 AAC 藝術中國·年度影響力評選 的“2008 年度中國藝術出版物”之一，《林家治吳門畫派研究論文選集》《仇英評傳》均獲得“金聖嘆文藝評論獎”。另有十餘種著作被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校的圖書館收藏。

 盧壽榮 

筆名盧小雅，閩籍客家人，復旦大學文學博 士。著有《鏡中流年》，另著譯出版《中國新詩》《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唐寅傳》《名剎》《八仙》等十餘種書籍。

第一章  初出茅廬

在仇英十五六歲的時候，他做出了一生中重要的決 定 —— 離開太倉，告別老病的父母，孤身一人來到繁華的 蘇州城。世界向他展示出花枝招展的一面，他知道自己從 此將躋身其中，並且與眾不同。

 第二章  鋒芒畢露 

對於矢志學畫的仇英來說，前一條道路是他樂於選擇的， 但是人生之途漫漫，誰又能保證他就一定能得償所願?在 當時那種情況下，要想成為一名職業畫家，又談何容易! 

第三章  躍上 

在經歷了重重險阻後，此時的仇英已巍然有大家的風範， 無論從繪畫的技法還是創作的心態，都達到了成熟的境界。他就像秋天成熟的果實掛在樹梢，只待那些識貨的收藏家 去摘取。

第四章  推陳出新 

仇英的師古仿古，即使在他的畫技與聲譽有了相當的提高 後，依然毫不放鬆。他仍然時時不忘對古畫的學習與臨摹， 可以這樣說，仇英繪畫的一輩子，也是他仿古臨摹的一 輩子。

第五章  大家風範 

在中國的畫史上，仇英生如浮萍，死如迷霧，來去無踪， 只留如椽畫筆，豎立人間千古，吞吐四方風雲。乃至於 千百年後，我們仍無法明了，仇英的青春年少，仇英的愛 恨情愁。

 附:仇英年表

第一章  初出茅廬

一

在蘇州閶門內下塘街 17 號，人們可以看到一棵老銀杏樹， 枝葉還很茂盛，許多小孩沒事的時候會在樹下玩耍。此地原來 是一座道觀，佔地數畝，道觀正面有石牌樓一座，上書“道冠 之才”四字，邊角上則有“道夫甲辰杏月重修”的註解，這大 概是道觀後一次重修的時間。銀杏樹已經有兩三層樓那麼高 了，據說在蘇州市區，這是第二古老的銀杏樹。但是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這可能是仇英當年栽下的樹種，這座道觀原來應是 仇英的居所，當年他長期寓居富家，據推測就把自己的宅子捐 出來做了道觀。四百多年過去了，歷史的風聲微微掠過銀杏樹 梢，只留下一片蒼茫。

仇英，字實父，一作實甫，號十洲，約明弘治十一年 (1498)出生在蘇州太倉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家裡，父親是個漆 匠。明代的發展此時已到中期，按照通常的說法，蘇州一帶出 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當時城鎮中手工作坊林立，很多家 庭都投身於此度日。仇英的家庭經濟狀況並不好，一家人常常是餓著肚皮度日。因此，仇英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便出來跟著 父親做漆工，幫忙營生。現在提起漆匠，有人可能會帶有些鄙 夷的意思，但對於仇英來說，那就是現實的生活，他沒有選擇 的餘地。當漆工要學會識色、調色和圖案設計，這對仇英日後 的學畫也是有幫助的。高明的漆匠，往往也會畫一些比較精細 的漆畫，頗受人歡迎。當時吳中一帶，吳門畫派已經興起，以 沈周、文徵明、唐寅(唐伯虎)、周臣等為有名。仇英雖然 地處偏僻的太倉，無緣和這些人物認識，卻在內心暗中發誓 : 有朝一日，一定要親自跟這些名重一時的人物把臂而交。做漆 匠經常要跟商賈畫店打交道，因此仇英也很容易看到各種好畫， 每有機會，他總是會默默地瞻仰一番，久久不忍離去。貧窮的 仇英是沒法買得起這些貴得離譜的畫卷的，他只是輕輕地來， 悄悄地去，忍受著老闆們的白眼和富人們的譏嘲。

仇英小時候的性格就比較倔強。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時 在鄉間流行一種叫“二踢腳”的遊戲，即單腿直立，將另一隻 腳橫放在支撐腿的膝蓋上，然後孩子們互相撞擊為樂。這是對 大塊頭有利的活動，誰的個子較小，通常就會被撞得人仰馬翻。但瘦弱的仇英在這種遊戲中總是能堅持到後，他其實也沒有 什麼特別的技巧，就是比較能忍。當大塊頭向他撞過來的時候， 他要么迅速躲閃，跳到一邊，要么就咬緊牙關，不管被撞得多 麼搖晃，支撐腿始終抓牢地面不放鬆。這樣時間久了，大塊頭 往往反而忍受不住腿腳的酸麻，長嘆一聲認輸。仇英在遊戲中有著堅忍的精神，在生活中更是如此。他從小就對繪畫產生了 興趣，立下要出人頭地的志向。因此，他幾乎將所有做工之餘 的時間都騰了出來，在家裡用簡單的顏料自描自摹。雖然無人 喝彩，但是仇英非常快樂，每當畫出一幅自己比較滿意的畫， 就躲在被窩裡偷偷地笑。另一方面，他賣力干活，省吃儉用， 想積攢一筆錢到外面的花花世界中去汲取養料。他知道太倉不 是一個能發揮自己光和熱的地方，他需要更多、更優秀的專業 人士的指點和稱讚。在仇英十五六歲的時候，他做出了一生中 重要的決定 —— 離開太倉，告別老病的父母，孤身一人來到 繁華的蘇州城。世界向他展示出花枝招展的一面，他知道自己 從此將躋身其中，並且與眾不同。

二

當時的蘇州是江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經濟上講， 蘇州已擺脫明代前期那種蕭條的景觀，呈現出勃勃生機的商業 氣氛。蘇州的絲織、刺繡、制扇、玉刻、木雕、髹漆、顏料製作、 書畫、裝裱等手工業都十分興旺發達。士大夫階層及富商豪紳 營造園林成風，使蘇州園林的建造與發展處於高潮時期。此外， 大批文人學士也聚集於蘇州，形成知名的吳中文壇。蘇州書畫 業發展迅速，儼然成為全國的中心之一，因此仇英來到蘇州， 可謂恰逢其時。他初選擇的落腳點，是在桃花塢。這一帶是 手工業作坊的雲集之地，畫匠、漆工比比皆是。初到蘇州的仇 英毫無名氣，只能先靠自己擅長的漆工為生。此外，一些著名 畫家也都居住在桃花塢附近，如唐寅的住館“桃花塢別墅”自 不待言，文徵明的居所文衙弄和祝枝山住的三茅觀巷也位於此 地，可謂俊才雲蒸、彪炳一時。大才子唐寅就曾留詩吟詠這一 帶的盛況 :

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

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

五更市賈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

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

這裡是畫工、漆匠大顯身手之地，仇英選擇在此地安居， 既是謀生的需求，也是進一步開闊眼界、提高畫藝、接觸文藝 圈的需要。對於仇英來說，他雖然對於漆匠的營生兢兢業業， 但這並非其終極目的，他的目標在於心愛的繪畫藝術。當時， 仇英在一家手工作坊幹活，工頭對於工匠的盤剝相當厲害，每 天都要幹十二三小時的活，整天累死累活不說，剩下僅有的空 閒時間也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他矢志學畫的舉動，更是動 輒受到非難，老闆有時候甚至是聲嘶力竭地朝他吼叫，威脅他 如果再不專心做漆匠，就立刻滾出蘇州城。仇英強忍住眼中的 淚水，只好將學畫的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他才敢偷偷地作畫，而且一畫就是一個通宵。待到晨雞高啼， 他用冷水沖衝臉，便投入到第二天的工作中去。有時候，作坊 主派他到外面乾活，他便趁機到繁華的廟宇、歌樓等地找一塊 地方作畫。在喧鬧的人群中，他既能鍛煉自己觀察生活的能力， 又不容易被注意，因為在蘇州，像他這樣的普通工匠甚至畫人 實在是太多了。他就這樣全身心投入於自己的創作中，有時烈 日炎炎，陽光在他的額上畫出了道道汗痕，他竟渾然未覺。也許是天意吧，某一天，正當他一如既往地投入在自己的藝術海 洋中時，文徵明發現了他。

當時文徵明正想前往唐伯虎家邀他出來下棋，途經鬧市， 看見一位年輕人在廟宇的一角伏地作畫，他那全神貫注的表 情，讓文徵明很感興趣，便輕抬腳步，來到身後，靜靜觀賞。當時仇英的畫技並不高超，但在他稚拙的筆觸中，卻有一股純 樸的氣韻在流動，這正是文徵明所欣賞的。他把仇英叫起來， 細細交談，當聽聞他艱苦的出身時，更不由得對仇英高看一 眼。從此以後，由於他的極力提攜，仇英很快便在蘇州畫壇中 嶄露頭角。文徵明大約比仇英大三十歲，可算得上是仇英的長 輩了。作為地位尊貴、學養深厚、畫技高超的大畫家，文徵明 對仇英的提攜並非偶然。仇英的繪畫天賦和好學上進是其中 主要的原因，而其人品也是文徵明所樂於稱道的。正德十二年(1517)，文徵明次邀請仇英繪製《湘夫人圖》，當時的仇 英無論是在繪畫技巧還是在心理準備上都還遠未達到成熟畫家 的境界，所以即使他全力以赴，接連畫了兩次，都不能令文徵 明滿意。後文徵明只好拋開仇英，自己畫了一幅《二湘圖》。關於此事，王穉登曾有點評雲 :“少嘗侍文太史，談及此圖。 雲使仇實父設色，兩易巨，皆不滿意。乃自設之以贈王履吉先 生。今更三十年始獲睹此真跡，誠然筆力扛鼎，非仇英輩所得 夢見也。”其中也可見青年仇英與前輩畫家的差距。按理說仇 英初次登場，即遭貶抑，應該會心理沉重，但可喜的是，他並沒有感到絲毫的委屈，而是認真檢討自 身，覺得辜負了文徵明對他的期望，從 此更加發奮研究繪畫。這讓文徵明深受 震動，也十分欣賞。仇英隻身一人來到 蘇州，在生活上不屈不撓，憑藉漆匠的 手藝寄身於市井，在這種生活境遇中他 始終不忘繪畫之志。仇英學習繪畫，有 其先天不足，受限於家境，他幾乎沒有 受過任何文化方面的教育，繪畫上也沒 有專門的老師指導，通往成功之路更是 困難重重。有鑑於此，文徵明決定向他 推荐一位老師，促使他更快地成才，這 位老師，就是當時著名的畫師周臣。

關於文徵明和仇英合作繪畫的記載， 在各種史料中可以發現一些。如正德十五年(1520)，仇英和文徵明合作了 

《摹李公麟蓮社圖》。蓮社本為東晉高僧 慧遠於廬山所創設，當時號稱有十八賢 士。在這幅畫上，有文徵明的題款 :“庚 辰秋日衡山文徵明十洲仇英同摹李伯時 蓮社圖。”另外還有清乾隆皇帝的題跋， 說明人物為仇英所作，山水則是文徵明畫的。這張畫還有兩個副本，一藏南京博物院，一為紐約王紀 千先生所藏。王紀千先生手頭的那一張是仇英自己畫的，有款 “仇英實父制”。另嘉靖十年(1531)，文徵明與仇英則合作了 《孝經圖》，此畫現已遺失，但有記載說畫卷為絹本設色，仇英 作畫，文徵明以楷書作《孝經》，仇英模仿北宋畫家李如璋筆 意。除了跟文徵明合作外，仇英跟文徵明的兒子、學生輩也經 常合作。我們可以推想，這跟文徵明的大力推薦定然有關。如 

文徵明的學生王寵於嘉靖五年(1526)跟仇英合作過《二湘圖》 冊，扇面畫《竹林高士圖》也是仇英和王寵書畫合璧的成果。王寵對仇英的評價很高，在仇英《蘇惠回文凱旋詩》的題文中， 他說道 : 

仇實父工於繪事，筆不妄下。樹石師劉松年， 人物師吳道子，宮室師郭忠恕，山水師李思訓。其 於唐宋名家無不摹仿。其妙以一人而兼眾長 ...... 至 於境界廖廓，鋪張壯麗，人物纖妍，種種具備，豈 非宇宙間希覯哉 ! 

又如文徵明的兒子文嘉，跟仇英也多有交往。如明嘉靖癸 卯(1543)除夕日，文嘉、王榖祥和陸治訪問仇英在蘇州的家。仇英和陸治聯手打造了《寒林鍾馗圖》。後來文徵明又在畫上 用行書補上了周密寫的《鍾馗詩》。三十年以後，文嘉再看到這幅畫時，無限往事湧上心頭，不禁興 起，拿筆就在上面寫了個題跋 : 

癸卯歲除日，餘同王祿之 (王榖祥)、陸叔平過仇君實父 處。實父以所寫鍾馗見示，祿 之讚之不釋，隨以贈之。叔平 時亦乘興，遂為補景。持示先君，觀之沾沾喜，因題其上。夫不滿三十刻而三美具備，亦 一時奇觀。今黃淳之得此，可 謂得所歸矣。追憶曩時不勝今 昔之感，漫題以識慨。

遼寧省博物館藏仇英《赤壁圖》卷， 也同樣說明仇英與文氏父子周圍的文人 之間的親密關係。 《赤壁圖》卷有彭年、 文彭(徵明另一子)、文嘉和周天球合書 蘇軾前後《赤壁賦》，並以此形式表達他 們對仇英高超的繪畫藝術的敬仰。

至於文徵明父子對仇英作品的題跋， 那更是非常之多。如嘉靖十一年(1532) 四月，文徵明跋仇英《夜宴圖》。嘉靖十三年(1534)，文徵明 書《宮蠶詩》於仇英《宮蠶圖》卷。嘉靖十八年(1539)，文 徵明為仇英《春江圖》題跋，其中言道:“嘉靖己亥六月十三日， 偶避暑於竹林精舍，石峰毛君出仇實父所畫《春江圖》，精妙 入神，索餘題之。遂錄二作於後，倉卒應命，殊覺蕪贅可笑。” 嘉靖十九年(1540)，文徵明題仇英《雙駿圖》，錄米芾《天 馬賦》。嘉靖二十年(1541)，文徵明為仇英所繪《清明上河圖》 題跋。嘉靖二十一年(1542)，文徵明跋仇英畫《虢國夫人夜 遊圖》，同年文嘉為仇英摹《倪瓚肖像圖》題跋。同年，文徵 明為仇英所作《趙孟 寫經換茶圖》卷書《波羅蜜多心經》， 次年文彭題識，再次年文嘉題識。嘉靖二十五年(1546)，文 徵明題仇英《孝經圖》卷，其中稱道 :“此卷乃實甫所摹王子 正筆也。人物清麗，樹石秀雅，臺榭森嚴。畫中三絕兼得之矣。 國光兄寶而藏之，出而示予者三。予遂心會其意為錄《孝經》 一過。徒知承命之恭，忘續貂之誚何。時嘉靖丙午二月改定。” 這是文徵明第二次題仇英《孝經圖》，次是在 1531 年，那 幅圖已遺失。嘉靖二十八年(1548)，文徵明錄李東陽《跋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記》於仇英摹本 ;同年，文徵明又題仇英所 摹趙伯駒《丹台春曉圖》。嘉靖三十一年(1552)，文徵明再 跋仇英《職貢圖》，雲 :“近見武克溫所作《諸夷職貢》，乃是 白畫，而此卷為仇實父所作。蓋本於克溫而設色者也。觀其奇 形異狀，深得胡瑰、李讚華之妙。”這幅《職貢圖》有可能是仇英的後一幅畫，因為文徵明的學生彭年在此圖上也有題跋， 其中言道:“右《職貢圖》，十洲仇君實父畫。實父名英，吳人也。 少師東村周君臣，盡得其法，尤善臨摹。東村既歿，獨步江南 者二十年，而今不可複得矣。”既言“不可複得”，可以推定仇 英死於本年。由此我們也可看出，文徵明跟仇英的交往，自從 相識之後，就一以貫之，直至仇英生命的盡頭。仇英不僅與文 徵明相熟，跟他的兩個兒子文彭、文嘉及文徵明的一眾學生如 彭年、陳淳、陸師道、張鳳翼等也有交往。故而仇英在繪畫風 格上，也就不可能不受到文徵明一派畫風的影響，特別是文徵 明的“細文”筆法，使仇英孕育了自有其風格的青綠山水。我 們可以從不少仇英的早期作品中，看到他吸收了文徵明的畫面 構圖平穩、筆法簡約柔婉、敷色清淡等藝術手法的印跡。仇英 因為師承周臣，一向被視為南宋院體一派，但和文徵明等人的 關係，又使其作品染上了明顯的文人畫的筆墨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