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精梳史料，撫今追昔，小至生活行止，大至社會風尚、政治走向，諸多議論，極具歷史穿透感。

★作者朱永嘉先生是素養深厚且博覽典籍的歷史學者，又曾經歷宦海沉浮，其作品援引歷史典籍，深入淺出，反思過往，聯繫當前，能保持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思考的深度。

《明朝政治體制的源流與得失》：

本書凝結了歷史學家朱永嘉先生有關明史研究的心得。 作者以明朝政治體制為中心，上溯淵源，下析演化，從國家管理的組織結構及其運作機制上剖析中國政治制度演化中的核心問題，舉凡內宮、外朝、軍兵、司法，從決策 到行政、從中央到地方等各方面的相互關係，都作了全面深入的闡述。 作者也對眾說紛紜的分封制與郡縣制問題、軍兵問題、制度設計問題進行了探討與釐清，並對東宮制度做了開創性的梳理工作。

《論李贄》：

千古是非誰定論，焚書藏書見真章，獨樹一幟，敢為異論，中國思想史上罕見的叛逆者，其著作一再被禁毀，卻流傳至今，讀中晚明歷史，繞不過一個李贄。

毛晚年親自輯錄李贄《史綱評要》23條，旨趣深遠；復旦大學歷史系老教授朱永嘉結合史事詳盡解讀，闡述幽發微。

凡事要堅持道義或真理，那就應敢於藐視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之一切錯誤的言論，沒有這個勇氣，那就不可能成為一個有道義的人。

《商鞅變法與王莽改制》：

《商鞅變法與王莽改制》透過分析中國歷史上的兩次著名改革——商鞅變法與王莽改制，來探討何謂真正的進步的改革、如何改革才能符合歷史潮流以及改革者的素質與命運等同題 。

《商鞅變法與王莽改制》作者結合時代環境和歷史現狀，著重從解讀改革的思想資源入手，分別講述了兩次改革的具體措施和實際進程，並藉此說明：一場改革的開展需要法、 勢、術三者結合，兩改革成敗的關鍵在於是否從實際存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出發，調節各個群體間的利益關係，讓多數人受益。

《劉邦與項羽》：

《劉邦與項羽》是解讀楚漢風雲人物的論史著作，以風雲四起的秦末為背景，根據《史記》《漢書》等史書，鳩集傳記，增廣時聞，有評有 述，詳細解析劉邦、項羽及相關人物，全面破解了楚漢爭霸過程中二人一成一敗的個人因素和歷史根由，揭示了歷史演進與個人命運的聯繫。

《劉邦與項羽》作者以其獨特的人生經歷和深厚的學術修養，秉持以史為鑑、古為今用的史學宗旨，知人論世，從而得出富有教益的觀點。

《論曹操》：

曹操歷來是個頗有爭議的人物，關於他的描述，魏人與吳人大不一樣，同樣一件事，如赤壁之戰，魏、蜀、吳三方的記載也差異甚大。

《論曹操》以《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為主線，鳩集各種史料，從大眾讀史的視角，梳理其生平事蹟，並圍繞東漢末年的社會情形與局勢，詳細解讀三國時期曹操 及相關人物及事件，在種種矛盾的陳述中，作出合理的推論。

《論曹操》作者設身處地，溝通古今，思考深遠，飽含歷史經驗與思想、政治智慧。

《從萬曆到康熙》：

從明代後期財政問題及社會演變講起，敘述明朝滅亡與清朝建立的經過，以及清初鞏固統治、加強對邊疆地區控制的具體情況，重點在於總結明亡清興的歷史經驗教訓。 清朝統治的完全鞏固是由康熙帝完成的，可以說康熙時期也是清朝非常強盛的時期，到雍正，乾隆時期已經逐漸走下坡路了。 從明朝的萬曆到清朝的康熙，恰恰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王朝興衰週期率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也是《從萬曆到康熙》命名之由來。

朱永嘉（1931—2023）

歷史學者，原上海市委常委。 早年師承陳守實、週予同、譚其騖等文史名家，曾任教於復旦大學歷史系。 後從事秦漢史、三國史、明史等的研究。

著有《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論李贄》《商鞅變法與王莽改制》《劉邦與項羽》《論曹操》《明代政治體制的源流與得失》《讀史求是》等。

《明朝政治體制的源流與得失》

《從萬曆到康熙》

《論曹操》

《劉邦與項羽》

《商鞅變法與王莽改制》

《論李贄》

朱永嘉是「文革」親歷者，也是歷史學家。 由於這一緣故，在回首往事時，他並不滿足於僅僅敘述自己的經歷，而是同時將自己所經歷的事件作為一段歷史來思考和分析。 在我看來，朱永嘉雖是歷史學家，但他的這些分析和討論，並不能完全視為歷史學家純學理的分析，但因為有親歷者的經歷，便顯現其知人論世的智慧 。

——金光耀

他回顧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說：「人家對我不薄呵!」這句話再次讓我震驚，原來士為知己者死，這就不是1948年入黨的共產黨人了，而是 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國古士人。 難怪他到我seminar給研究生講秦漢制度，攜一藍布包袱入，坐定後一層一層揭開，最裡一層才是講義，學生問「文革」起源，他要從殷週講起 。 一研究生事後驚嘆：“這是活在當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風!”

——朱學勤

自序

這是我自2009年11月起，至2011年6月的六次關於明史的講稿。 起因是上海一家企業的陳總邀請我為其屬下高階主管每月開一次講座，作為他們的學習討論會。 他們想學歷史，所以請我去跟他們的工作人員講講明史。 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企業既要在市場上博弈，還要接受國家的行政管理。 從市場這個視角講，中國古代的市場與現代的市場，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從行政管理講，如今與古代也有很大的變化，但畢竟是從中國傳統演化而來，所以從國家管理制度的層面講一點歷史知識，或許對聽者還會有一點啟發。

過去王亞南先生寫過一本《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可以說是研究中國官僚政治體制的經典了。 他講了中國官僚制度的兩個槓桿，一個是稅制，一個是科舉制，也就是人事管理與財稅制度兩個面向。 人事講官僚的來源，那個時代是科舉考試制，現在是高考制度與公務員考試制度。 財政說到底是稅制，他講的是兩稅制，那也是中唐以後的事，之前是租庸調制度，它與土地制度緊密相連。 在這方面我一下子也講不出什麼新意，故我只能另闢蹊徑，換一個視角，從國家管理的組織結構及其運作機制上剖析中國政治制度演化中的一些核心問題，以明代的政治制度為 中心，上溯其淵源，下析其演化。

中國古代國家管理的中心是皇權問題，它是宗法式的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的標誌，包括內宮、外朝、軍兵、司法，從決策到行政，以及中央和地方等方方面面的相互關係。 要說清楚這些問題，那麼這次講明史便不能似過去講斷代史那樣，以人和事為線索，按時間次序講，而是應依制度層面，透過一個個剖面來解析中國古代國家製度的來龍去脈 。 中國歷史上每逢改朝換代的時候，新朝總要透過修史來總結前朝所以興亡的經驗教訓，進而設計新朝的政治體制，這幾乎是每朝開國時必有的措置，明朝建國時也 不例外。 這就是以史為鑑，也就是李世民所說的「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舊唐書‧魏徵傳》）。

中國歷朝歷代建國的皇帝中，出身於布衣的只有兩個人，即劉邦與朱元璋，都是平民百姓出身，歷經艱險才取得天下。 他們都曾議論過前朝何以亡、自己何以興的問題，同時他們也只能接受前朝，甚至是歷朝歷代留下的政治文化製度，在這些政治遺產大框架基礎上，做某些修修補 補，以顯示其新的氣象。 而這些在原有框架基礎上所做的調整，其效果究竟如何？ 那就只能讓歷史來檢驗了。 劉邦是在漢高帝五年（前202年）打敗項羽，擁有天下，在諸侯王擁戴下即皇帝位，到十二年（前195年）便去世了，只做了七年皇帝。 《漢書高帝紀》載其臨終時的情況：「疾甚，呂後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 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劉邦最後一年還在領兵打 黥布，為流矢所中，根本沒有時間讓他充分討論制度變革的問題。 劉邦軍隊進鹹陽時，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漢書‧蕭何傳》），所以只能是漢承秦制；而項羽進鹹陽時，只知道放一把 大火燒之，恢復分封諸侯王的地盤，實施權力和利益再分配，結果是讓自己四面樹敵。 劉邦平定異姓諸侯王之後，那時「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漢書·高五王傳贊》）。 這就為以後「七國之亂」埋下了隱患。 故文帝時，賈誼上《治安策》便講道：「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 一二指公義，身慮亡聊（賴）。失今不治，必為錮疾。」（《漢書·賈誼傳》）這個問題在景帝時終於爆發。 賈誼在《治安策》的基礎上曾經為漢文帝做了整體設計，然而文帝不敢觸動既得利益集團。 《漢書·賈誼傳》說：「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綏、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 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制度的變革，實際上 是利益的再分配，要衝破既得利益團體的阻力相當困難。 漢代諸侯王的問題，要到漢武帝才真正解決。 漢武帝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學」其實也帶有製度變革的性質，有竇太后在，他漢武帝就動不了。 武帝即位的次年，即建元二年（前139年），「冬十月，禦史大夫趙綾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竇） 嬰、太尉（田）蚡免」（《漢書·武帝紀》）。 要到竇太皇太后、王太后她們過世以後，漢武帝才能做主。 漢家的製度，漢宣帝曾對其太子劉奭明確說過：「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漢書元帝紀》）霸道是指法家， 時漢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因而喜歡淮陽王，稱：“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漢書·元帝紀》）王道是指儒家， 講禮治，法家講依法治國。 漢武帝以下至宣帝，實際執行的是儒表法裡，並非純任儒生。 從漢代製度變革的過程可以知道，它是權力與利益關係的調整，是各種力量較量的結果，需要時間來檢驗其成敗得失，它的最終完成需要一個發展的過程，並非賈誼那樣做一次頂層 設計便能達成目標。

朱元璋比劉邦幸運，他是二十五歲起兵參加紅巾軍郭子興部，那一年是至正十二年（1352年）。 朱元璋於至正十六年（1356年）帶兵過江攻克集慶，因此開始自立門戶。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在集慶即吳王位，在群雄逐鹿中獨樹一格。 洪武元年（1368年）他正式在南京即皇帝位，定國號為明，那一年朱元璋只有四十一歲，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去世，足足做了三十年 皇帝。 與劉邦相比，他有充裕的時間為自己建國立制。 從洪武元年立國起，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亡為止，這個王朝前後有二百七十六年時間。 從有明一代的歷史，回過頭來審視朱元璋在洪武那三十年時間中，為明朝政治體制設計所做的種種努力，其中之得與失，還是對後人有鑑戒的意義。

國家政治制度，本質上是國家權力組織機構及其運作的程序和方式，它規範整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所以它又是社會的一種公共權力。 這套組織架構及其運作程序，與其立國的宗旨，用現代社會通用的文字表達出來便是憲法、民法、刑法、民事和刑事訴訟法、行政法及各自的關係法等。 那麼多用於規範制度的法令，無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該怎麼辦事，這是從積極方面講；一是違反這些規定時，要怎麼處罰，這是從消極方面講。 從歷史上講，最早的成文法，如儒家經典《週禮》便是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各國職官制度彙編而成的典章。 最早的刑法見於記載的是春秋時鄭國子產所寫的《刑書》。 戰國時魏國的李悝總結各國典制的《法經》，共有六篇，亦稱《六法》。 從文獻記載來看，《法經》的正文稱法，補充法的條文稱律。 至秦國商鞅變法，則連同正文一起改稱律，因而改《法經》六法為《六律》。 從傳統文獻看，律的名稱由此開始。 1975年底，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第十一號秦墓發現了一千多枚竹簡，大部分內容為秦律，其中有《田律》《倉律》等十八個律名。 另外也發現有《魏戶律》和《奔命律》，說明自李悝以後，魏國同樣以「律」來指稱《法經》。 唐代的成文法典繼秦漢之律令演化而成，包括律、令、格、式四大類。 其中令與式是從正面規定國家的製度、職官的職掌、活動的方式，律與格則是從消極方面規定違反令、式所給予的懲罰。 朱元璋在明代洪武年間立國的章法，便是承漢唐的建製而來。 明官國家機構的組織，《明史·職官志一》稱：「明官制，沿漢、唐之舊而損益之。」至於刑法，《明史·刑法志一》稱：「明初，丞相李善長等 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這裡所說的漢《九章》，是 指蕭何在李悝《法經》六篇之外，加《戶》《興》《廄》三篇，謂之《九章九律》，《廄》即《廄律》。 朱元璋為明帝國建章立制，實際上做了兩件事，一是製定《皇明祖訓》，它既是有明一代的家法，也是國法，這屬於正面講國家的組織機構及帝王執政的 基本方針。 朱元璋在《皇明祖訓·序》中說：

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 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 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

換句話說，法制的建立是從實踐來。 朱元璋的另一段話是說明其建立法制的過程，他說：

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 經今十年，開始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 至於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篇，立為家法。

朱元璋的《皇明祖訓》既是他的家法，也是國法。 《禮記·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個面向環環相扣。 對一般士大夫而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四者之間，修身、齊家是前提條件，然後才能談到治國、平天下。 那個治國，在古代是指治理諸侯國，秦漢以後是指地方官管理一方百姓，也就是《韓非子·顯學》中講的「宰相必起於州部」。 天下是指整個王朝，與今天的世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家與國及天下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家務與國事、天下事是有區別的，而國事與天下事則是屬於同一範疇。 這兩個範疇之間，有公與私的區分。 從修身的角度講，要正心誠意，它的前提是格物致知，才能懂得是非與得失。 然而人的知識很難僅從書本的間接知識上獲得，還得從社會實踐的直接知識中獲得。 以士大夫來說，他們還不是在與社會隔絕的狀態中成長，多少還有經歷艱苦磨練的機會。 對王者來說，除了立國之初的一、二代君主還能從實踐鬥爭中磨練自己的才幹，後面的歷代君主，只能生在深宮之中。 宮廷制度，包括東宮制度，都把繼承者的生活與社會隔絕了，他們只能「宮生內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皇明祖訓·祖訓首章》），即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如此這般的宮廷生活，把王子王孫們與民間的日常生活完全隔離開來，結果是他們失去了來自社會和民間的氣息。 明武宗正德皇帝在宮廷裡面建豹房，仿照民間搞集市，他的微服出行，所謂的遊龍戲鳳，從帝王的角度雖然荒唐，但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他想衝破宮廷生活 束縛的童稚天真。 官僚的生活，也有類似的情況，前衙後院，某種意義也是前朝後宮的複製。 官僚有自己生活的圈子，脫離了民間的日常生活，就是脫離了生養他們的大地或者說脫離了地氣，帝王之氣和官僚主義是管不好國家大事的。 即使在今天，這個教訓也值得我們學習。 真正的群眾路線，必須與群眾日常的生活打成一片，毛澤東在延安時住在棗園，就能與老百姓自由自在地拉家常。 皇子皇孫的後代，他們不可能如朱元璋那樣“幼而孤貧，長而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嘗盡人間甘苦。 漢宣帝所以高於元、成、哀、平諸帝，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他早年生長於民間。 他們成長條件不同，只靠讀聖賢書，即使從娃娃抓起，也很難使人做到正心誠意而完成修身的功夫。 而宮廷內部眾多後妃之間的鉤心鬥角，同樣也很難達到齊家的境界。

從客觀環境上講，依照嫡長制繼承皇位的帝王，齊家的事固然難辦，治國便更加困難了。 家事和國事對於王者而言，二者又很難分得清。 國事與家務攪和在一起，往往帶來很大的麻煩，家務往往變成國事，家務中的紛爭，往往影響國事。 朱元璋的《皇明祖訓》是從家務出發，實際上變成國事了。 這一份祖訓是從正面講該怎麼辦，如皇位的交接班問題是國事，但也涉及皇室家族內部複雜的相互關係。 後宮制度本來是帝室的家事，但也常成為國事，後宮的關係處理得好與不好都會影響到國事。 我參觀過北京的故宮，它是明代宮廷生活的遺存，在我心目中，它那麼富麗堂皇，既是人間天堂的象徵，然而又是一座牢獄，在裡面生活的人，實際上過不了正常人的 生活。 那個地方本質上是一座華麗的人間地獄，多少罪惡的淵藪從那裡萌發，在那兒有什麼人性可言！ 當然，它如今作為博物館，無法展現真實帝王生活的另一面。 朱元璋的《皇明祖訓》，主要是從正面講，要求其子子孫孫如何辦的問題，也是國事該如何處理的問題。 至於從負面講，如果違反規定，該如何處置和懲罰的問題，那就是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和《大諫》。 他在《大明律·序》中說：

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 奈何犯者相繼，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詰》以昭示民間，使知所趨避，又有年矣。 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特敕六部都察院官，將《大詰》內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

這裡律是條文，《大諫》的前後三篇與《大詰武臣》則是屬於案例。 這篇序文下發於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 從這個過程可以知道朱元璋為明帝國長治久安所做的建制立法，前前後後貫穿他在位的三十年。 我們現在來讀《大詰》上的這些文字，往往只看到他的嚴刑峻法和刑罰的殘酷性，但仔細分析，他的重點還在治官，除了刑罰之外，還有他苦口婆心說教 的一面。 很少有人透過這些殘忍的刑罰，看到他布衣情結的那一面。 他畢竟是個出身於平民的布衣皇帝，吳晗多次修改《朱元璋傳》，但始終不能令毛澤東滿意，缺少的東西，正是在如何揭示朱元璋布衣情結的一面。 朱元璋的《大詰武臣》是治軍的，如果認真去讀他寫的《大詰武臣》的序言，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那些帶兵的將領如何苦口婆心，同時對軍官虐害士兵又是 多麼痛心疾首，他說：「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他處理的那麼多大案，從郭桓案、胡惟庸案到藍玉案 ，殺的是貪污腐敗的官員與將領，不是無辜的百姓和士兵。 吳晗看到朱元璋殘酷的一面，沒有看到朱元璋因布衣情結而同情下層社會受欺凌之弱者的另一面。 值得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朱元璋在祖訓中，有對王者的告誡，但在律文中卻沒有王者違反祖訓後如何制裁的條文，這就為不肖子孫的胡作非為留下很大空間。

那麼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後三十年的時間內，為建國立製所製定的那麼多典章制度都有效嗎？ 從他身後的二百多年歷史看，效果實在很有限。 為什麼？ 因為事物發展的邏輯不等於建章立制的邏輯演繹，往往只能是「有心栽花花不發」。 制度的形成和定格，不是靠頂層設計者的良好願望就能實現的。 制度的發生、形成和確立都需要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百代都行秦政法”，它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成形的。 從根本上講，制度是人類長期活動過程的產物，是人類社會本身演化而成的，很難靠某個聖人設計而成形並流傳不絕。 明代的典章制度，儘管還是在漢唐這個傳統上做一些修修補補，但能夠留得下來的也有限，實際上正說明了典章制度的頂層設計有它的局限性。 無論什麼制度，總還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任何法制的建立，都只能是人們在實踐基礎上總結概括，進而成為書面的成文法。 習慣先於法制，成文法只能是習慣法的抬升，其成形常表現為「無意插柳柳成蔭」。 這個成蔭之柳，往往具有兩面性，有筆直的，也有歪歪斜斜的，這個事情很難勉強。 當然，我並不否認傑出人物在矛盾尖銳和條件成熟時，果斷地採取措施，能在解決各種具體問題的過程中形成相關法制。 但這個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往往既有正面的經驗，也會有負面的教訓，這個世界上沒有一貫正確的人和完美無缺的事，要知道成績與不足、優點與缺點往往是共生的， 否則便沒有辯證法了。 因而可靠的頂層設計往往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不斷積疊經驗而逐漸形成成文的法典，說到底還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七十多年了，這七十多年我們已經積疊了不少正面和負面的經驗與教訓。 這些經驗和教訓及當前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為我們逐步改善政治體制創造了客觀條件。 它的定型還需要時間，有的要從習慣或慣例逐漸轉化為法典，不可能從人們心中的願望如公民社會或者所謂普世價值之類的概念出發，而應從我們國家的歷史傳統和當前實際 情況出發來總結經驗教訓，使之定型成為法典。 了解明代初年朱元璋建制立法的過程，及其在有明一代發展的實際影響，或許對我們今後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會有所啟發。 我為這六場講座所寫的講稿，目的即在於此。

宋人歐陽修對制度的建構和改革持慎重的態度，他一貫信奉法不能以自行的原則，如果不講人才的培養，專講制度，往往無助於實際。 如果經常盲目地在製度設計上兜圈子，那就很難取得實際效果。 他在《準詔言事上書》一文中說：

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 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 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 行下，略與應破指揮」。 旦夕之間，果然又變。

故出令要慎。 他在《與田元均論財計書》中說：「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債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 怨怨，則不易。」朱元璋花了三十年時間進行建章立制，在其身後的效果尚且如此，在我們今天更要慎之又慎，最重要的還是雷厲風行地去解決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 ，集腋成裘，填平補齊，使製度化能全面而又深化成形，這樣做或許更有把握。 在製度建設上，一蹴可幾的事情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法制觀念的確立，作風的端正，人際關係的淳樸，這些面向是法制得以定型並傳承的關鍵。 制度的實施要靠人的行為去保證，人們對制度的信念還是第一位的。 缺了這一環節，再好的製度設計也難以保證長久。 就人類社會生活而言，任何理想化的設計，只能是桃花源的生活，只是空中樓閣而已。 我不是否定理想，真正可靠的理想只能是相對的，是從實踐中發展而來，再美好的理想畢竟只是理想，社會實踐只能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前進，理想只是為我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已 。 以我自己切身的經驗看，我在青少年時代確實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理想與憧憬，壯年時也曾經為理想努力奮鬥過。 到了行將就木的晚年，我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但更懂得一切都只能從現實出發，從腳下的實踐開始，踏實、堂堂正正地做一個大寫的人。 個人的經歷，畢竟是非常渺小的一個短暫的過程。 對整個國家、民族和社會而言，不管有多少曲折和艱難，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總是在不斷進步，我們的前途一定是美好的，在我們的前方，還留有非常廣闊的上升空間。

由於我上課的對像都是社會成年人，不是青年學子，所以是採取課堂討論的方式，每次上課前，先發講稿，講課只是提綱式的說明，主要是討論，而討論的過程，往往從 現實生活提出相關的問題。 故我的講稿，也只能貫通古今，跳躍式地去講。 這六次講座間隔的時間較長，前後有一年半時間，講稿為了保持前後的銜接和貫通，難免有重複的地方，同時由於是從制度剖面分別去談，某些重複更難完全避免，望 讀者能夠諒解。

書名之所以取為《明朝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因為講稿是以政治制度為中心，源是指來源，即政治制度源於當時實際生活的矛盾和鬥爭，流是指流變，講 傳統上的前後因緣沿襲關係。 朱元璋的製度設計是在這兩個基礎上形成的。 有明一代的政治，有得亦有失，得在何處，失在哪裡，那就要去論了。 史論亦是中國傳統的歷史題材之一。